中國古典學迎來黃金時代
來源：大眾日報作者：李夢馨 朱子鈺 胡玉翠 2024-01-25 09:33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上，有兩次深刻的大變革。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第二次是新時代。春秋戰國時代的大變革，造就了中國文化第一次大高峰，并有了中國古典學的大繁榮。新時代的大變革，則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中國古典學重建的黃金時代。 近日，在山東大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創”系列專題學術講座上，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中華文明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江林昌就上述話題作出講解。
古典學黃金時代到來的五個條件
早在中國漢代就已經有“古典”這一明確的概念，在《史記》及《后漢書》中都有記載，特別是《后漢書》曾對其作過明確強調。與西方古典學相對應，中國古典學也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指春秋戰國時期整理并形成的民族經典；第二個層次指由那個時代的文獻所記載的春秋戰國以前三千年來的中華文明與歷史文化；第三個層次是指漢代以后歷代學者研究先秦典籍的學問，叫作中國古典學。此外，近代以來在現代科學意義基礎上所研究的古典學，我們稱之為古典學的現代重建。
中國古典學黃金時代到來的五個條件。首先是考古材料的豐富性。百年考古經過幾代人的接續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延伸了歷史的軸線，增強了歷史的信度，豐富了歷史的內涵，活化了歷史的場景。考古材料的豐富性是中國古典學迎接黃金時代到來的重要條件。
其次，依賴于學科發展的成熟性，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甲骨學、青銅學、簡牘帛書等新興學科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傳統學科如歷史學、訓詁學、天文學等，經過幾代人用現代研究方法的努力，已經發展得更加成熟了。
第三是綜合國力的先進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中國人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現在已經強起來了。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進入了新時代。綜合國力的提高為中國古典學黃金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堅實的經濟條件與文化自信。
第四，世界變革的創新性。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產生思想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就是因為大變革才有古典學，古希臘、古羅馬也是因大變革才有其古典學，因此世界變革是中國古典學創新發展的一個很重要背景。
第五，觀點立場的民族性。我們“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構中國古典學“三大體系”的時代已經到來。
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有完整的古典學體系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當今中國人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生邏輯，是我們的歷史基礎。要把中華文明起源探尋同中華文明特色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首先要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演進格局，其次就是闡釋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而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就體現在中國古典學中，必須從中華文明獨立起源、自身發展的背景中去了解中國古典學的內涵特色。
四大獨立起源的文明，在地理空間上同處北緯30度左右。但尼羅河、兩河流域和印度河都是南北走向，唯獨中國的黃河、長江是東西走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要研究文明史必須了解它的地域環境、氣候條件，再去理解它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乃至上層建筑。南北走向，往往會形成不同的氣候條件，因此產生不同的政治中心，就會有動蕩、有更多的戰爭。中國的黃河長江卻是東西走向，在同樣的緯度和同樣的氣候條件之下，塑造了中國農耕文明的穩定性。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家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聯合相關學科專家綜合研究，最終將中華文明史的年代由公元前841年再往前推，制定了“夏商西周年表”，又在此基礎上探索了司馬遷《史記》所記載的五帝時代，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的年代框架提出了科學依據。其中，中華文明起源的最早階段在公元前3800—前3300年之間，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有了考古學與文獻學互證的科學依據。
中國古典學在五千多年文明史背景下，就有了完整的發展體系。五帝時代是古典起源期，夏商西周是前古典期，春秋戰國是古典期，隨后的秦和兩漢是后古典期，魏晉至明清是古典影響期，近代以后則是古典學的現代重建期。放在全世界的范圍內，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有完整的古典學體系。
中國古典學必將逐步走向世界
中國古典學的黃金時代如何能真正地體現出來？唯有完成以下五個課題：其一，著力推動中國古典學經典新證工作的展開；其二，全面總結中國古典學在春秋戰國大變革時代背景下的轉化創新；其三，具體分析中國古典學如何凝練中華民族精神、體現中華民族思維；其四，歸納總結中國古典學如何深刻影響秦漢以后中華成熟文明的綿延發展；其五，比較研究中國古典學對世界文明已經、并將繼續作出怎樣的貢獻。在這些方面，我們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探索。
湯顯祖的“臨川四夢”（《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無論是從內容的豐富性、思想的深刻性還是藝術的高超性上，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奧賽羅》等相比都不遜色。然而，幾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莎士比亞，對“1000個讀者眼中有1000個哈姆雷特”這句話爛熟于心，卻很少有人知道湯顯祖的“臨川四夢”。
究其原因，還是在于當時不同國家民族綜合國力的尺度問題。正如俄羅斯偉大的理論家別林斯基評價普希金一樣，他說，普希金雖然具有與世界上任何大師相比都毫不遜色的創作才能——普希金作品內容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與莎士比亞、席勒、歌德和拜倫等相比都不遜色，但是他的作品還不能夠用世界性的尺度來衡量，還不真正具有世界性的巨大的影響。原因在于什么呢？正是因為俄羅斯當時還沒有真正走進世界。
二十世紀之前，整個世界發達國家都在西方，世界格局是“西高東低”；但到了二十世紀后半葉，“亞洲四小龍”出現；到了本世紀中國的崛起、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經濟的中心開始出現了“由西向東”的位移。今天的中國，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由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中國已經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預期，中國古典學也必將在這樣的背景當中越來越走向世界！
編輯：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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