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源流中探尋儒家傳統的真精神
來源：大眾日報作者：胡治洪 2024-09-24 09:16
今年是孔子2575周年誕辰。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傳統，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儒家傳統具有社會功能、政治功能、教化功能、信仰功能，對于當代中國乃至當今世界的健康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現實作用。儒家傳統如何發生、發展、頓挫與延續？儒家傳統包含哪些內容？儒家傳統一以貫之且具有普遍價值的真精神是什么？從宏觀角度對這些問題加以闡述，有助于把握儒家傳統的歷史面相、精神實質、現實意義及其未來走向。
儒家傳統的源流
儒家傳統猶如源遠流長的大河，發源于華夏初民基于特定自然環境而逐漸形成的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以及由這種自然環境和生活方式所塑造的“親親仁民愛物”的心理結構，濫觴于傳說時代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觀象制器、撫養萬民的圣王統系，流衍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接續相承的從“克明峻德”到“協和萬邦”的修身行仁實踐，磅礴于孔子儒家學派的創立。不同于諸子之學，儒家傳統是對著錄于經典、概括以“先王之道”的華夏初民生活習俗、社會規范和傳統觀念的全面繼承與理論提升，《莊子·天下》所謂“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就是對儒家傳統全面繼承先王之道的客觀陳述。儒家傳統與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積淀具有深刻的同構性。在春秋戰國到西漢前期數百年間諸子爭立的格局中，儒家最終定于一尊，就是民族心理的體現。
到了近代，國內西化思潮猛烈沖擊儒家傳統，儒家傳統在變器、變制、變道的步步進逼下日漸萎縮。不過，儒家傳統卻并沒有消亡，這不僅由于現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義者通過會通中西、返本開新、創造轉化等方式對儒家傳統進行的疏導、護持和弘揚，更因為“實由民族特性之所存”的儒家傳統原本就流淌在中華族裔的心靈深處。民族成員對于儒家傳統或許處于習以為常的狀態，但不同程度受到儒家傳統的熏陶，從而或多或少表現出儒家風范，由此成為儒家傳統綿延不絕的生命載體，這也正是儒家傳統頑強生機的不竭來源。
近年來，隨著國力日益增強，民族成員對于本有文化的自覺性和自信心不斷高揚。面對如何在社會轉型時期安頓國民的身心、如何重振禮義以防止社會的無序化、如何抵制影響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的危險思想的滲透或擴張、如何加強關乎國家安全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如何在國際競爭中提升文化軟實力等等問題，愈來愈多有識之士將目光投向傳統，首先就是儒家傳統，試圖從儒學傳統中尋求當今社會問題的化解之道。儒家傳統這條古老的文化之河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正流入春水蕩漾的新天地。
儒家傳統的內涵
儒家傳統是一個不斷衍生、龐大復雜的歷史文化系統，特別是從西漢以迄清末的兩千余年間，儒家傳統更演變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功能性結構。盡管在不同時代這一結構的功能作用或有強弱差異，法、道、玄、佛等思想體系也往往與儒家傳統相頡頏，歷史上還先后出現過或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民間宗教，但在西漢至清末這一歷史時段中，儒家傳統始終居于主導地位，包容、整合、融匯其他有生命力的傳統，成為中華民族至高的行為規范和價值標準，對中華民族產生了其他任何一種曾在中國范圍內形成或傳播的宗教文明都無法比擬的統合作用。在這種歷史定勢下，儒家傳統也就承擔或連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責任，個人的生老病死、長養教化，社群的收族歸宗、擇業分途，政治的科層架構、禮制法度，乃至敬天地、禮山川、祀宗廟、祭圣賢等等，幾乎無不與儒家傳統相關涉。這無疑是儒家傳統的巨大成就，但也使之黏附了不少污垢，有必要加以蕩滌。但從主流來看，儒家傳統的社會功能通過以王道仁政為指向的廣義的制度安排，更多時候實現了人倫社會的和諧有序。這種制度安排所蘊含的可大可久的智慧，能夠為當今建設和諧社會和友好環境提供彌足珍貴的思想資源。
儒家傳統曾經長期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從西漢以迄清末，一般情況下，通過察舉、征辟、中正或科舉等途徑，儒生便可解褐入仕，參與中央或地方的政治事務，由此形成儒家政治傳統。在這一傳統中，儒家的作為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秉持儒家圣王理想和大臣風骨、以輔世長民為旨歸、強調上下之間互盡義務，并且特別強調在上者率先示范作用、敢于不計功名利祿或身家性命對當世統治者或權貴勢力予以批評和抗議的儒家，即以道德轉化政治的儒家，如漢武帝朝以“天人三策”制約君權的董仲舒，唐憲宗朝因諫迎佛骨而被貶的韓愈，明清之際直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高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黃宗羲等等。另一類則是為著身家或小集團利益而與專制政體沆瀣一氣、剝取儒家資源而閹割其真精神以詮釋專制政體合法性的儒家，即“政治化儒家”。這兩類儒家往往勢若冰炭，歷史上那些不乏慘烈性的所謂“忠奸”斗爭，有的就發生在這兩類儒家之間，故不應籠統看待儒家政治傳統。
從大小傳統角度來看，儒家傳統也呈現出復雜面相。精英層面的儒家大傳統，承續著圣王經典和孔子文教，次第形成晚周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分別發明的原始儒學，漢代的今古文經學、讖緯之學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魏晉的玄言經學，南北朝的南學、北學，隋唐辟佛老而又兼取釋道的儒學以及韓愈的道統論，宋明的道學、氣學、理學、心學，乃至清代的理學、實學、樸學和今古文經學，此其犖犖大端。而大眾層面的儒家小傳統，則通過家傳的濡染熏陶，塾師的啟蒙以及宗族長老、候缺或致仕士大夫的教訓和示范，既與儒家大傳統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又將精英形態的儒學通俗化為兒歌、蒙學、家訓、族規、宗法、譜牒、塾誡、鄉約乃至大眾口耳相傳的俚曲韻語、戲文故事、常言俗話，成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規范。這兩種儒家傳統都淵源于中華民族的歷史社會生活，又對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構成與保持起到了巨大而深遠的作用，是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的最主要的來源。
儒家傳統的真精神
在儒家傳統這個不斷衍生、非常龐大復雜的歷史文化系統中，一以貫之且具有普遍價值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儒家傳統的真精神，不只是諸如安土重遷、重農抑商、宗親差等、君國一體之類與農業經濟、宗法社會等相適應的特殊觀念和具體制度，也不只是精英傳統中的訓詁、圖讖、玄談、象數、功利、考據等學術，同樣不只是作用于大眾的教化、以道德轉化政治的儒家的行政實踐，更不是“政治化儒家”的從政規則。儒家傳統的真精神，乃是圣王經典所垂示而由孔子發明并為歷代真儒所闡揚的天人之仁。
這種真精神，根源于生生之仁的乾元本體，通過“天命之謂性”的超越而灌注于宇宙萬物，特顯于作為“天地之心”的人類，成就天人合德的道德主體，復由道德主體通過修齊治平之道和參贊化育之道，將仁德推擴至人倫社會和天地萬物，實現仁德浹洽的太平世界和生機蓬勃的和諧宇宙。表達儒家傳統真精神的以仁德為核心的道德本體論、道德主體論、道德社會論和道德宇宙論等，體現了儒家圣哲卓絕的德慧，儒家傳統以其對于天道、人生、社會、自然之各方面各層次各階段的全面關照、綜合衡慮與動態調適的包容性人文精神，區別于印度、波斯、兩河、希伯來、希臘諸軸心文明以及后起的伊斯蘭文明，乃是儒家圣哲對于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儒家傳統的真精神并不因時空變遷而失去意義，并不因其產生于農耕時代便不適合現代都市生活，人類始終離不開這種仁愛精神。就當今世界來說，儒家傳統的真精神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現實作用。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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