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孔子的“憤”與“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周景耀 2024-11-04 11:02
如何理解孔子的“憤”與“樂”？從《論語》中的一段對話說起。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可以說是《論語》中最廣為傳誦的句子之一，關于這句話的理解也較為統一，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今粗陳一孔之見，以就教于方家。
“好學+快樂”的解釋模式
關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一般認為體現了孔子的好學精神與快樂狀態。
“好學”的解讀模式大約始于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將“學道”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統合而論：“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至晚從宋代開始，“好學+快樂”的闡釋模式漸成共識，并且宋儒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視為一個具有內在關聯的整體進行思考，以朱熹“未得”“已得”說為代表。他說：“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宋儒之論基本規定了這句話的解讀路徑。錢穆承襲朱熹指出：“此章乃孔子之自述。孔子生平，惟自言好學，而其好學之篤有如此。學有未得，憤而忘食；學有所得，樂以忘憂。”除了以“學”為關捩，在“未得”與“已得”的框架內進行理解，尚有“嗜學”“樂道”之論，如劉寶楠：“‘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以忘憂’者，謂樂道不憂貧也。”無論是作為“好學+快樂”的模式論之，還是在“嗜學”“樂道”的框架內進行討論，所論皆由實向虛，由讀書悟道，指向優入圣域的超凡境界。
宋儒對于好學之篤與樂以忘憂乃“純亦不已”之圣心發用的理解，以心性、義理的體悟為關鍵，構建出一種具有道德形而上學意味的闡釋理路，深化了“好學”的內涵，呈現出獨特的思想面向，但此模式也在獲得普遍接受的情況下，簡化了孔子的思想。與由“好學”而優入圣域的理解模式不同，唐宋之前此模式尚不多見。鄭玄認為孔子之憤與樂在于“堯舜之道”與“六藝之文章”，但對于“樂”的認識，已經有“快樂”的意思了。李充指出，這是夫子“抗論儒業，大明其志”的體現，但未明確“儒業”為何。這為我們的討論留下了空間。
禮樂視域中“憤”與“樂”
若將葉公與孔子的問答置于語詞訓釋、歷史場域、孔子之志等視野內進行考察，會得出不一樣的看法。
語詞訓釋是進入孔子思想世界的首要工作。人們通常將“憤”解為“發憤”，與好學聯系在一起，彰顯一種向上的積極情緒。問題是，孔子所發之“憤”一定與學習有關嗎？逐字來看，“發”本義“放箭”，《說文》：“發，射發也。”引申為生發、產生、抒發等義。“憤”，《說文》：“憤，懣也。”本義為一種忿怒充塞、郁積不滿的情緒。“發憤”二字連說，意義由發憤好學一變為孔子內心郁積（生發）著許多不滿情緒，志意憤盈，以至忘記飲食。結合孔子所處歷史狀況及其所欲踐行之“儒業”，這種理解要比好學的理解切實。若孔子生活的時代禮不崩樂不壞，周天子德配天下，諸侯各安其位，沒有紛爭，他也就不會整頓魯國國政不成，又累累若喪家犬而奔走于列國之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以求天下太平。但孔子的努力在諸侯爭強的大勢面前成效不大，眼見天下動蕩日劇，他自然憂憤有加寢食難安，“憤”和“憂”在孔子本為一事，皆由現實中令人不安的境況引發。加之他時處吳楚爭戰前沿，一度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時局如此，艱難如此，如何不憂不憤？意識到這一點的不乏其人。黃侃云：“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于食也。”劉逢祿認為：“吳、楚猾夏，亂賊接踵，所以憤也。”孔子所“憤”者在于道之不行、禮樂不興，故解為憤而好學，同孔子彼時遭際與心情不是很切合。
孔子之憂憤，源于現實之禮崩樂壞及其志在重建禮樂秩序而不能。現實之憂憤以及解決憂憤的努力伴其一生，若“發憤忘食”指向的是現實困境引發的不安狀態，“樂以忘憂”則是提出解決困境的方案，即重建禮樂秩序，使天下重歸禮治與和諧。是故，處于禮樂敗毀之際的孔子，學有所得自然可樂，而所學之道不得踐行，只會加深他的憂憤，不會讓他更開心。那么，“樂以忘憂”便是“禮樂使之忘憂”，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孔子“忘憂”之所指，而這與通常理解的開心、快樂義迥然不同。
為了夯實我們的論述，再來看“樂”。放到“禮樂”層面，“樂”不僅指樂器、樂曲，更是社會規則和儀范的象征，是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進太廟每事問”、艱難困厄之際仍弦歌演禮不輟的孔子，其根本關懷是建設一個禮樂振興、規范有序的社會，因此禮樂是《論語》的根本性議題，其他議題皆緣此展開。《論語》中“禮”出現75次，“樂”出現48次，其中“禮樂”并用9次，其他39處“樂”大抵可分三類：一指音樂，二是作為禮樂制度之“樂”，三是快樂，前二者可統歸于禮樂。這樣來看，《論語》中“樂”主要指禮樂和快樂，而快樂并不是純粹的情感體驗，多與禮樂有關，如“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等。所以，《論語》所言之“樂”，只是“禮樂”一事，后世的理解弱化了“禮樂”的維度，偏于從情緒體驗進行理解。對語境、禮制等因素的忽視，導致對《論語》中未明確交待是禮樂之“樂”的認識出現誤差，如以下名句中的“樂”，便是常從愉悅、快樂情緒方面進行理解的例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
芬格萊特認為解讀《論語》，不可將“仁”“德”等術語心理學化，它們是孔子對大眾生活和世俗世界考察的體現，都與“表示‘意志’‘情感’和‘內在狀態’的語言無關”。這些術語的“心理的、主觀的用法是一種后起的產物，受到“佛教注釋很深的心理學偏見以及譯者西方的、古希臘—基督教視野這兩方面的影響”。傳統對“樂”的認識，也存在著“心理學偏見”的影響，若超脫偏見從禮樂視角考察孔子“樂”論，所得或更為深刻和豐富。
一個例證：“飯疏食，飲水”與喪禮
對于“飯疏食，飲水”的理解自漢代以來高度統一，用現代漢語可表述為：吃粗糧，喝冷水，彎著胳膊做枕頭，樂趣也在其中。事實上，這章的主旨沒有字面上顯示的那樣簡單，可能與禮樂有關。孔子重禮，尤重喪禮，喪禮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最多，直接言及者十余處，加上未直接說的就更多了。據此，我認為“飯疏食，飲水”章說的是喪禮，是死者親屬居喪時飲食居處方面的禮儀。如在《禮記》中，涉及喪禮時，“飯疏飲水”是很常見的表述。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禮記·喪大記》）
“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酰、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禮記·間傳》）
《儀禮》中言及喪禮時，如此表述也很常見，這表明人君以下死者，喪葬時皆有“疏食水飲”之禮，居則“居倚廬，寢苫枕塊”，以示哀之發于飲食、居處者也。文本的高度相似，或可證《論語》中的“飯疏食，飲水”說的是居喪期間飲食、居處的禮儀；“樂亦在其中矣”，意謂喪禮蘊含在“飯疏食，飲水”的做法之中。
這種解讀的問題在于，與此章后半段“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兩不相合。筆者認為后半段極有可能本為獨立一章，后人有意將二者合而為一，如此有利于構建一種富貴—貧賤的模式，以凸顯孔子安貧樂道的圣人形象。即便后半段言及富貴，但疏水曲肱就一定是貧賤生活的體現嗎？貧、富的二元模式能否建立起來呢？以孔子之人格境界，無論處境如何，皆“無入而不自得”，沒有必要刻意設置富貴、貧賤的二元模式。貧、富無非一種生活形式，本無好壞，若不講禮儀規矩，不行正道，在孔子眼里，無論貧、富，皆不足道。所以當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表現如何時，他才會說那樣雖然不錯，但“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孔子的標準只有一個：是否合乎禮樂規范。
如此論之，身居陋巷，人不堪其憂也不改其樂的顏回，事實上和他的老師步調一致，他對天下的關懷（憂）與對禮樂之道的尊奉不會因處境的變化而變化，無論身處富貴，還是貧賤，他都會心憂天下，踐行禮樂之道。也就是說，“人不堪其憂”乃是顏回本人之“憂”，憂天下混亂，禮樂不興；“回也不改其樂”之“樂”乃是踐行禮樂之“樂”，這就與孔子的“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同符合契了。如此一來，“孔顏之樂”也便落到實處。在“禮樂”的視野內，孔子之“憤”與“樂”得以更切實的呈現，其思想之張力與現實感亦因之而彰顯。
（作者系寧波大學中國古典學研究院副教授）
編輯：宮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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