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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時期出現了一批堪稱哲學家的杰出女性，姜戴己（敬姜）即是其中之一。姜戴己（生卒不詳），姜姓，名戴己，齊國莒縣（今山東省莒縣）人，齊侯庶出之女，魯國大夫公父穆伯之妻、公父文伯之母；謚號“敬”，史稱“敬姜”。姜戴己與孔子同時代，她曾提到兒子公父文伯：“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孔子多次對姜戴己給予高度評價，尤其以“智”評之：“公父氏之婦，智也夫！”“智”即“哲”，《說文解字》：“哲，知（智）也。”可見在孔子心目中，姜戴己是一位哲人。

　　一、文獻記載

　　姜戴己的言行事跡，載于《左傳·文公七年》《國語·魯語下》《禮記·檀弓下》以及《孔子家語》、西漢韓嬰《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等。關于敬戴己的記載，初見于《左傳》：

　　穆伯娶于莒（jǔ），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

　　莒，春秋時期莒國，故地在今山東莒縣。穆伯，公父穆伯，姬姓，公父氏，名靖，魯國“三桓”之一季悼子的長子，謚號“穆”。文伯，公父文伯，名歜（chù），穆伯與姜戴己的長子，謚號“文”。聲己，姜戴己的妹妹，隨姐姐陪嫁于穆伯。《詩經》“諸娣從之，祁祁如云”毛亨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yìng）之。諸娣，眾妾也”；鄭玄箋：“媵者必娣侄從之”；孔穎達疏引《公羊傳》：“娣者何？女弟也”。惠叔，孟惠叔，姬姓，孟孫氏，名難，穆伯與姜聲己之子，謚號“惠”。襄仲，姓姬，名遂，魯國大夫，魯文公時執政，謚號“襄”。聘，聘問，“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此處專指求婚、訂婚之禮，“聘則為妻”。

　　姜戴己的生平，詳盡地記載于《國語·魯語下》，堪稱“敬姜傳”。據載：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yù）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yù）子！”康子曰：“雖然，肥愿有聞于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后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fú）婦，學于舅、姑者也。”

　　季康子、肥，即季孫肥，魯國“三桓”之一，正卿，姬姓，季氏，名肥；謚號“康”，史稱“季康子”。季康子的事跡，《論語》多有記載，例如：“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公父文伯之母，即姜戴己。主，亦指姜戴己。先姑，丈夫的已故之母。舅、姑，丈夫的父親、母親。子夏、商，孔子的著名弟子，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

　　子夏的評論，與姜戴己的本意不同。姜戴己所強調的是“君子能勞”（詳后）。韋昭注：“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而子夏所強調的則是婦人要向公公、公婆學習，這是一種婦德觀念。《國語》又載：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hào）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wù）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gōng）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搯（tāo）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zhì）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fú）！欲明其子之令德。”

　　好內，依戀妻妾，意謂貪戀女色；好外，喜好交際，或指寵幸嬖臣（或指貪戀男色）。死之，為此而死。辱，委屈。共，供奉。“先者祀”，韋昭以為當作“先祀者”、“先人之祀者也”，恐不確切。“先者”猶言先行者、先逝者，即指已逝的公父文伯。“無瘠色，無洵涕，無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均是“從禮而靜”的表現。“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韋昭注：“言處女之智不如婦（成年女性），童男之智不如丈夫（成年男性）也。”“智也夫”，韋昭釋為“丈夫之智”，誤，句法不通。此處“夫”乃是感嘆詞，“智也夫”猶言“智慧啊”。

　　姜戴己說“從禮而靜”，是在強調“禮”，這是她的思想的特征。另據《禮記》記載：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夫！”

　　這里的“吾未嘗以就公室”，猶言“我未曾干預過他的公務”。“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即指公父文伯“好內”（貪戀妻妾）的結果。孔穎達疏：“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為行，必疏薄于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為之出涕者。”

　　姜戴己不滿于文伯“疏薄于賓客朋友之禮”,也是在強調“禮”。另據韓嬰《韓詩外傳》所載：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來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缞（cuī）绖（dié）而從者十人。此不足于士而有馀于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這里的“貞女”之“貞”并非女性“貞潔”之意，而是“方正”“軌范”“規矩”之意，即“禮”之意。例如《尚書》“百度惟貞”（“度”指法度，即禮），《墨子》“法令各有貞”。所謂“有方”，亦是此意。缞绖，喪禮時穿著的喪帶和喪服，亦泛指整套喪服。

　　另據孔穎達引《孔子家語》：

　　文伯歜（chù）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

　　孔子強調姜戴己之“智”乃在于“知禮”，這正是姜戴己思想的基本特征（詳下）。

　　二、尊周知禮

　　孔子評價姜戴己，特別凸顯其“知禮”。古代所謂“禮”，泛指社會規范及其制度，即“禮制”，例如“周禮”。

　　（一）從禮明德

　　前引姜戴己說“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稱其“欲明其子之令德”，這就是姜戴己的“從禮明德”。事實上，這不僅是明其子之德，也是以此明其自身之德。

　　所謂“從禮”，意謂遵從禮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所謂“禮”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指稱“周禮”，即“周公制禮”所建構的西周的社會規范及其制度。據《國語》載：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鱉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鱉，辭曰：“將使鱉長（zh?ng）而后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鱉于何有？而使夫（fú）人怒也！”遂逐之。

　　南宮敬叔，魯國大夫，姬姓，南宮氏，名說（yuè）（或名閱、絳），謚號“敬”，孔子弟子。據《左傳》載：“及其（孟僖子）將死也，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獲沒，必屬說（即南宮敬叔）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露睹父，魯國大夫。為客，為上賓。羞，進獻食品。延，請。“將使鱉長而后食之”，等鱉長大了之后再吃它吧。這是露睹父的憤然譏諷之語。此處“文伯之母”即姜戴己。先子，已故的父親；這里指姜戴己的公公季悼子。“夫人”，此人，指露睹父。

　　姜戴己所引“祭養尸，饗養上賓”，韋昭注：“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尸，祭祀中代表死者受祭的人。姜戴己說“鱉于何有”，似應作“于鱉何有”，意謂與鱉的大小無關，即是說公父文伯的做法合乎禮儀，并不違禮。她的意思是：禮儀并不在于物品的大小多少。

　　這里可以與同時的孔子思想加以比較。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姜戴己與孔子是一致的，認為禮不在于物品。那么，在于什么呢？“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這里可以看出姜戴己與孔子的差別：姜戴己在這里只談及合乎禮儀；而孔子則更進一步指出，“戚”“敬”“哀”等情感才是“禮之本”（她在別處涉及了這個問題，詳后）。《國語》又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wěi）門與之言，皆不逾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yù）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于男女之禮矣。

　　?門，開門。韋昭注：“?，闢也。門，寢門也。”閾，門檻。“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都是說姜戴己的行為舉止不逾男女有別之禮，韋昭所謂“皆所以遠嫌也”。《國語》又載：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

　　這里“室文伯”意指為公父文伯娶妻。宗老，大夫家臣之管理宗事者（即下文“宗臣”），本人亦是宗人（同宗之人）。師亥，魯國樂師。“謀而不犯”，謀事而不違犯禮法。韋昭注：“不犯，不犯禮也。”“微”指詩意隱微，“昭”指姜戴己之意昭明。“法”指禮法、禮制。

　　這里是講姜戴己如何處理兩種禮義之間的沖突：一方面，兒子婚配之事，正是宗臣的事務，“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所以姜戴己“饗其宗老”；但另一方面，姜戴己為女性，宗臣為男性，男女有別，“男女之饗，不及宗臣”，所以姜戴己“賦《綠衣》之三章”，這是對宗老的暗示，言其不宜一起宴饗。韋昭注：“《綠衣》，《詩·鄁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案：‘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乃《毛詩·綠衣》四章之辭而非三章。《綠衣》之三章：‘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與下文‘謀而不犯’之義正合。”宗老心領神會，自己回避，故而“請守龜卜室之族”。

　　另據《禮記》所載：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于斯？”命徹之。

　　褻衣，女性貼身的衣服。徹，通“撤”，撤去。按《禮記》，“在父母舅姑之所……褻衣衾不見里”；喪禮，“徹褻衣，加新衣”，鄭玄注“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孔穎達疏“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這也是姜戴己“從禮明德”的一種表現。

　　（二）尊周知禮

　　姜戴己之“從禮”，具有更為深刻的意義。據《禮記》載：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這里《禮記》說“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前引《禮記》卻說“文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孔穎達解釋道：“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至于何為“知禮”，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實不然。當時已經“禮壞樂崩”，因此，在孔子心目中，“知禮”實屬難能可貴的境界。例如對于管仲，孔子曾給予高度評價，卻判定他并不“知禮”：“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更具有實質意義的是：“知禮”意味著姜戴己的“從禮”并不是盲從周禮，而是能夠理解“禮”的意義及其原理。姜戴己的“知禮”，實際上涉及由淺及深的三個層次的思想：

　　其一是“尊周”。這里涉及一種重大的政治抉擇。春秋時期，“禮壞樂崩”，當時的中國社會正在轉型，即從西周宗族時代的王權封建制度轉向秦漢以降的家族時代的皇權專制制度。面對這種時勢，人們面臨著一種抉擇：選擇“秦制”，還是“周制”？我們知道，孔子選擇的是“吾從周”，表現出對走向“秦制”、張揚“霸道”的時勢的抵制態度。由此可見，姜戴己的“尊周”，正如孔子的“從周”，具有重大的政治哲學意義。

　　其二是“禮”之“損益”。這里涉及的是儒家的社會正義論的原理。姜戴己并不是盲目地恪守舊禮，而是像孔子一樣對舊禮有所“損益”。《禮記》有一條材料很值得注意：“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玄注：“禮：朝夕哭，不帷。”孔穎達疏：“‘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敬姜哭于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這是姜戴己思想中的“非古”一面，亦與孔子“禮有損益”思想一致。顯然，姜戴己關于“禮”的思想是“保守的”（conservative），但絕非“原教旨的”（fundamentalist）。

　　其三是“緣情制禮”。據《國語》載：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孔子評價姜戴己“知禮”，最終歸之于“愛”的情感；這種情感的表達卻又不是泛濫無序的，而是“有章”的，即“有禮”的。“章”謂規章、憲章，即規矩，也就是“禮”。如《詩經》說：“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箋：“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關于這里涉及的“禮”與“情”之關系，韋昭注：“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這個解釋并不確切。孔子的評論明明是“愛而無私”，又何來“遠情欲”？姜戴己既哭丈夫，也哭兒子，均出于愛；這并非“遠情欲”，而恰恰是其情感的表達；只不過其情感的表達方式是合禮的，即“發乎情，止乎禮義”（毛亨語）。

　　不僅如此，這里其實蘊含著儒家“緣情制禮”的原理。例如：“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rǔ）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宰我）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顯然，在孔子心目中，“三年之喪”的禮制建構，源自關于父母的“愛”“仁”及“不樂”“不安”等情感。

　　三、按禮分工

　　前引姜戴己強調“君子能勞，后世有繼”，是強調勞動的意義。這是一個古老的思想傳統。最古的傳世文獻之一《周易》，其《謙卦》說：“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注：“勞謙匪解（懈），是以吉也。”《系辭傳》引孔子之語：“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一）中國古代勞動分工理論的形成

　　勞動必有分工。人類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勞動分工，亦即荀子所說的“明分使群”；不同時代的分工形式的演進，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

　　那么，怎樣進行勞動分工？這與“禮”有密切相關，可以說是互為表里。勞動分工在制度規范上的體現，就是“禮”，即社會規范的建構及其制度安排，亦即“按禮分工”。姜戴己提出了一種勞動分工理論，其依據就是“禮”，即“分工以禮”。

　　關于中國古代的分工理論，人們最熟知的莫過于孟子的說法，見于他與農家學派的陳相之間的對話：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yōng）飧（sūn）而治。……”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曰：“許子以釜甑（zèng）爨（cuàn）、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論述的分工，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層是政治活動與生產活動的分工，即“勞心”與“勞力”的分工；第二層是生產活動內部的分工，即農業（耕織）與手工業（百工）的分工、農業內部的耕織分工和手工業內部的分工。

　　在孟子的分工理論中，最著名的話就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然而，姜戴己比孟子早兩百多年提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并且提出了一套系統的勞動分工理論，涉及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勞心者內部的分工和男女之間的分工；不僅如此，姜戴己還明確地將分工與禮制聯系起來，即“按禮分工”。這是姜戴己最突出的哲學貢獻。

　　姜戴己所謂“先王之訓”，當指她所讀過的文獻“訓典”（“先王之書”），例如《尚書》“祖考之彝訓”、“若古有訓”；但《尚書》并沒有“勞心”“勞力”之說。《詩經》已有“勞心”之說，例如“勞心忉忉”，卻無關乎勞動分工問題。關于勞動分工的“勞心”“勞力”之說，依據現存文獻，當出現于春秋時期，首見于姜戴己的言論。當然，春秋時期的知武子也說過：“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但知武子晚于姜戴己：根據《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是在魯文公七年（前620年）；而知武子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則是在魯襄公九年（前564年）。這就是說，就傳世文獻而論，“勞心”“勞力”的分工理論，乃是姜戴己的首創。

　　（二）姜戴己的“分工以禮”說

　　姜戴己的勞動分工理論，其特色是“分工以禮”，即“按禮分工”。據《國語》載：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進而入。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pǐ）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這里的“公父文伯之母”即姜戴己。如，前往；此處指前往季氏之家。季氏，季孫氏，魯國權臣“三桓”之一。康子，季康子，即季孫肥。季康子說“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指上文“（季康子）與之言，（姜戴己）弗應”。庀，治理。外朝、內朝，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家，大夫。內朝，家朝也。”

　　姜戴己這里所講的分工問題，本質上是“禮”的問題，即“職分”“名分”的問題。在這段對話中，姜戴己實際上是在隱約地諷喻季康子的專權：要注意季康子自己的“季氏之政”與卿大夫、諸侯、尤其是天子之間的職權界線。這與后來孔子的禮制思想是一致的，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換言之，孔子的禮制思想也可以視為一種分工理論。

　　姜戴己對勞動分工的更為詳盡的論述，見于《國語》的如下記載：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chù）之家而主猶績，懼忓（gān）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rǔ）。昔圣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zh?ng）王（wàng）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鄉（xiàng）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zī）盛，而后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tāo）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pǐ）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后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dǎn），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hóng）綖（yán），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qiān）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r）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這里的“其母”、“主”即姜戴己。績，搓捻麻線，紡績。姜戴己自身也從事紡織勞動。歜，公父文伯之名。忓，觸犯。季孫，這里指季康子。“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鄉，通“向”。大采，五彩的禮服。少采，三彩的禮服。祖識，習知，熟識。韋昭注：“祖，習也。識，知也。”地德，土地所產之物，五谷。糾虔，恭敬。韋昭注：“糾，恭也。虔，敬也。”禘郊，天子祭祀始祖與天帝之禮。庀，治理。玄紞，黑色絲帶（用以懸掛王冠兩旁的玉瑱）。纮綖，一種絲絳（王冠的系繩）。列士：士的等級，分上士、中士、下士（庶士）。社，祭土地神；蒸，冬祭。愆，過錯，罪過。辟，刑罰。下位，大夫之位。“冀而”之“而”，通“爾”。修，儆誡。韋昭注：“修，儆也。”淫，過度，放縱。孔子評價姜戴己“不淫”，即不放縱自己，是說她的言行合乎禮制。

　　姜戴己這段議論，是她關于勞動分工的最全面的論述，主要包括三個層次的分工：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勞心者內部的分工；男女的分工。

　　綜合以上兩段引用文獻，姜戴己的勞動分工理論涵蓋以下內容：

　　1．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姜戴己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姜戴己看來，“勞心”與“勞力”都是“勞”，這就是說，“勞心”也是一種勞動，而非所謂“不勞而獲”。確實，“勞心”也是一種“勞力”。姜戴己說：“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此“力”乃是孟子所說的“心力”，孟子指出：“圣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這里的“心思”即是“心力”。

　　不過，姜戴己及孟子將勞動分工的第一層次劃分為“勞心”和“勞力”，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今天看來并不十分妥當。事實上，勞心者未必不勞力，勞力者未必不勞心；勞動往往是腦力與體力并用的。例如，軟件設計師是勞心者還是勞力者？其實，不論在政治活動中，還是在生產活動中，勞動都可以區分為兩類，即管理和操作。

　　2．勞心者內部的分工。姜戴己說：“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具體來說：“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后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后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后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后即安。”這就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間的勞動分工，同時也是一種禮制的安排。

　　3．男女之間的分工。姜戴己說：“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具體來說：“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纮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當然，這些都是在古代禮制下的男女分工，未必還適用于現代生活。縱觀人類歷史，大致來說，越是文明進步，需要“男女有別”的勞動領域越是縮小范圍。但無論如何，鑒于生理心理的特征，男女分工將會是永遠存在的現象。

　　這也表明：姜戴己的勞動分工理論的意義，并不在于其具體的時代內容，而在于其“勞動需要分工”的原則。誠如孟子所說：“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荀子也講：“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這就是說，每一個人的生存，都依賴于勞動分工。在“按禮分工”的原則下，如果說“禮”有“損益”，那么，勞動分工的形式及其內容亦有“損益”，即亦隨時代而發展。

　　綜上，姜戴己與孟子的勞動分工思想，主要存在著以下區別：孟子更多地分析了勞力者內部的分工（諸如屬“農”耕、織，屬“工”的衣、冠、釜、甑、陶、冶），而姜戴己則更多地分析了勞心者的內部分工。

　　不僅如此，姜戴己實際上還指出了勞動分工的道德意義。她說：“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這看起來僅僅是在說“民”，其實不止于此。她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這就是說，不論是“民”，還是“君子”，都應當“勞”，都應當在勞動中養成自己的“善心”——道德意識。這就是說，勞動分工乃是個人道德修養、社會道德建構的基礎。

　　總括全文，姜戴己（敬姜）是春秋時期杰出的女哲學家。她不僅比孟子早兩百多年提出“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命題，并且提出了一套系統的勞動分工理論，涉及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工、勞心者內部的分工和男女之間的分工。孔子對姜戴己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其“知禮”。由此，姜戴己的思想體現了“分工以禮”即“按禮分工”的勞動分工原則，從而揭示了勞動分工與社會規范及其制度之間的對應關系。不僅如此，姜戴己還指出了勞動分工乃是道德的基礎。進一步說，姜戴己不僅“從禮”，與孔子的“從周”一致；而且還有“非古”一面，亦與孔子的“禮有損益”思想一致，并且進而觸及了出自仁愛的“緣情制禮”原理。

Jiang Daiji: The Divisionof LaborsAccording to TheRites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bstract：Jiang Daiji (Jing Jiang) was an outstanding female philosopher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She 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gentlemen engage in mental labor and commonersengage in physical lab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Mencius, but also put forward a systematic theory of labor division, involving the division between mental workers and physical workers, the division within themental workers ,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Confucius highly praised Jiang Daiji, especially her"understanding the rites".Therefore, Jiang Daiji's ideas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labor division based on "dividinglaborsaccording to the rites"or "division of labor by the rites", thus reveal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division and social norms and institutions.Moreover, Jiang Daiji also pointed out that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ity.Furthermore, Jiang Daiji not only "followedthe rites"just asthat Confucius "followedthe Zhou Dynasty", but alsohadthe idea"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Confucius' idea of "ritescan be decreasedand increased", andthen touchedon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ing the ritesbased on emotion" derived from benevolence.

　　Keywords：Jiang Daiji; Female Philosopher; ow The Rites; Division of Labor; Dividing Labors According to The R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