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 康良：儒家文化的價值及其傳承——方朝暉先生訪談
來源：《走進孔子》雜志作者：方朝暉 康良 2025-02-09 14:21
康良：方老師好，感謝撥冗接受我們采訪，現就幾個問題請教如下。首先，您對古代儒士有何看法？比如他們對古代文明做出了什么貢獻，或者存在哪些不足？
方朝暉先生
方朝暉：“儒士”這個詞出現于戰國時代、儒家興起以后，本義并不一定指在朝廷擔任官職的士大夫，可能包括一切信奉孔子或儒家學說的學者，故又可稱為儒生、儒者、儒家，甚至簡稱為“儒”。我個人覺得，儒學是一種精神信仰學說（未必等同于西方作為一門學科的哲學），其中包含對宇宙和人間秩序的一整套看法，也包含著每個個體在人倫關系及人世社會如何安身立命的思想。對于儒家來說，一個人如何安身立命，與一個人如何善盡人世的責任是一體兩面、絕不可能分開的。這種一體兩面的思想，我認為與儒家建立在此世取向的世界觀基礎上有關。正是基于此一體兩面思想，歷代的儒士們都認為自己承擔著在人世建立秩序的使命，并以此作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這鑄就了儒士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儒學在漢代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后，一代代儒生幾乎成為中國歷朝歷代真正的精英，引領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不斷進步和發展。這不僅體現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總會有不少具有儒家信仰的人挺身而出、扭轉乾坤，也體現在無數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擔當道義、無聲奉獻。
儒士、儒生的身份沒有明確的界定和標記，往往是出于自我認同或后人追認，在現實生活中誰是儒、誰不是儒，從來都無法確定，這種身份的模糊性恰恰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存在、影響廣泛的現實。這一點也提示我們儒家存在及發展方式的特殊性，以及其對中國傳統社會作用之大。
不同時期儒生們的知識、眼界各有優劣或不足，但抽象、籠統地說他們有何不足就比較難。這是因為儒學本身不是僵化的、鐵板一塊的，而是包含著內在自我調適、自我更新的潛力。兩千多年來，它一直在不斷發展，不斷自我調適。
康良：儒家道德觀念的價值何在？怎樣提升修養境界？
方朝暉：我認為，儒家道德觀念包含著中華民族過去幾千年精神思想最重要之精華，其中涉及個人修養、治國安邦、社會秩序、文明理想等一系列內容，是歷史上無數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礎，是中華文化不斷進步發展的推動力量，也是中華文明永葆活力、長盛不衰的內在秘密。當下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常常把優秀傳統文化也包括儒學視作一種處世的精明才智，理解為成功學，這是違背優秀傳統文化真精神的。
我曾在《儒家修身九講》一書中，綜合儒家、道家等思想，針對當代青年的實際處境，從守靜、存養、自省、定性、治心、慎獨、主敬、謹言和致誠九個方面講儒家修養，主要關注當代人如何活學活用古代修身思想。我在書中也結合弗洛伊德等人的現代心理學成果，討論如何面對當代人的精神心理問題。
《儒家修身九講》書影
修養主要是個人工夫，特別是包括守靜、慎獨、讀書在內的實實在在的內在工夫。這種工夫絕不是發明若干條客觀準則，人人遵照去做那么簡單的，而是痛苦的自我修煉。只有從自我做起，切實面對自己，面對內心，面對各種問題，痛下決心投身其中，才可能有收獲。
康良：方老師對幼兒讀經有何看法？成年人是否也應當讀經？
方朝暉：各大文明古國皆有自己的核心經典，它們構成了迄今為止人類文明最重要的寶藏，何況它們在歷史上曾經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忘記本民族的核心經典，忽略祖先的思想寶庫，是不能饒恕的罪過。經典的學習需要從兒童做起，但經典對成人來說也同樣有價值。
對非專業社會人員來說，他們在成人階段未必有大量時間專門讀經，盡管讀經定會受益。成人的傳統文化基礎多半是在幼時打下的，如果不從幼兒抓起，就不能真正將經典普遍推廣，深植人心。
幼兒時學會的東西如唐詩宋詞、經典范文等會牢記終身，也最能受益終身。幼時是成長過程中的特殊階段，在這個階段學會的東西對一生的心智有巨大塑造作用。把這個特殊時期用之于學習最重要的東西十分必要，而傳統文化經典是其中應該學習的核心內容之一。
康良：禮學的意義是什么？能否繼續發揚？
方朝暉：迄今為止，世人對禮學之于中華文明——無論是傳統的、現代的還是未來的——的意義認識還存在著嚴重不足，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過度迷信西方法治的緣故。個人覺得，禮學應當上升到中華文明制度根基的高度來理解。人類文明——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不可能只有一種，而是多元并存的，并且不可能都走西方現代文明的道路。就中華文明而言，我認為它建立在此世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的基本預設上，這種預設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帶有武斷性，但作為綿延了三千多年的文化心理結構，目前看不到徹底解構的可能。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中華文化中有效的制度應當是以禮為基礎的。事實上，人類各民族包括西方文明，都有自己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它們的一系列意識形態和指導原理，均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來的。
在中國幾千年傳統中，禮與法共同構成中國社會的制度系統，但禮的作用大于法。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古重人情、輕法度，對缺乏人情味的、一刀切的制度缺乏一神教傳統中那樣的崇拜心理。事實上，即使在當代，制度的作用也往往要訴諸禮才能有效實施，只不過人們常常不自覺而已。就禮主要指一種不成文的、至少表面上非強制但在心理上有強大基礎的規則而言，我認為它在今天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同樣是無處不在的，并非常有效地制約著一切制度的運行（只要讀一下芬格萊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孔子：即凡而圣》書影
就如何繼續發揚禮而論，我覺得不要陷入一個誤區，以為重建禮就是把古代的“五禮”等所包含的儀節規矩重立起來，而是要深入學習和體會古禮的內在精神，全面分析現代中國社會中行之有效的“禮”在何處，需要如何塑造它們。我個人覺得從這兩點出發，才能真正發揚禮學。
康良：儒家的治理之道能給予我們哪些啟示？
方朝暉：儒家學說甚至先秦諸子學說的核心之一就是治理問題，也可以說是秩序問題。今天我們大概都聽說過儒家治道的一些內容，比如大一統、以德治國、任賢使能、禮大于法、重視人倫、重視教化、以民為本等。這些治道內容當然在今天多半沒有過時。不過，我認為我們的認識僅停留在這一步仍然是不夠的。在2022年出版的《治道：概念·意義》一書中“自序”中，我曾說過如下一段話：
我認為，儒家治道思想需要從儒家有關秩序的基本理念出發，才能得到較好的理解。這是因為，儒家治道基于它對于秩序——從宇宙秩序到人間秩序——的某種崇高理念。如果把治道僅僅理解為治理方式，它就變成了類似于工具的東西，從而大大降低了地位。我們應該從儒家有關秩序的原本觀念出發，來完整地理解儒家治道思想。即，治道并不是為了少數人的統治需要而發明出來的，而是為了實現一種高遠的文明理想而提出來的。它不為任何一個特定的階層服務，也與任何利益集團的需要無關，它致力于追求一種可在天地間永存的人類生活秩序，其中包括一種真正合乎人性的人倫關系、一種以統治集體高度自覺為前提的意識形態、一種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體系以及一種人民自我覺醒和道德進步的文明生活方式等。如果我們遺忘了儒家治道背后的文明理念，忽略了儒家治道預設的宇宙秩序，而將其價值貶低到對統治者有利這一工具性層面，實在是以今度古，過于膚淺和片面了。
《治道：概念·意義》書影
康良：現今該如何傳承儒學？
方朝暉：我認為，儒學的傳承需要從孩童做起，從現有教育體制改革做起。首先，中小學教科書及課程設置需要增加相關內容，設置獨立課程。目前中、小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對儒學的了解還是主要限于語文課，儒學經典基本上被徹底碎片化，這不是真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其次，將儒學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我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中國大學為何不普遍設立國學院呢？除了正規體制內教育之外，體制外的教育（私立性質的）也有待大力發展，目前政策上改進的空間還很大。
當然，儒學的現代傳承遠不止于教育領域，在鄉村建設及城市社會建設等多個實踐領域，近年來出現了復興儒學的呼聲和運動，值得引領和推動。儒學的傳承和發展絕不單純是理論和學說的問題，更是生活和實踐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儒學的未來發展取決于真正有實踐精神的儒家群體的誕生。
儒家的前提性預設是此世取向，即不以此世間之外的世界為人類終極歸宿，因而它的烏托邦理想只能在此世間。這決定了儒家必然會把全面設計、規劃人間秩序作為它的最高目標。這也是我認為儒學的未來傳承發展要從教育特別是體制內教育做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簡介：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泰山學者、孔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理事；康良：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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