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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妨開始這樣一番神游，讓自己的思緒向遠古漫溯，中國人是怎么來的？為什么中國文化能夠歷久彌新、生生不息？中國文化是否有穩定的精神內核？回答如此等等的問題，要追溯到中華文化興起之初的史前時代，那是考古學家關注的時代。文化傳統，或稱文明，是千百年歷史進程的結果，其內涵十分豐富，表象為不同的習俗、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等。穩定的文化精神是真正體現文明特質的地方。在中國考古學還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追溯通常會止步于諸子百家。如今，我們有必要而且可以邁出歷史文獻的記載范圍，利用考古學成果探索中華文化最古老的精神根脈。

　　舊石器時代中國文化的根脈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有賴于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淵源的認識至少可以延伸至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地上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文化可以用八個字概括：大小粗細，南北東西。從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中國南北方就存在差異，南方多以粗大礫石為毛坯，而北方多以小石片為毛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晚段，北方出現了細石葉技術，并一直持續使用到歷史時期。這是一種打制標準化石刃的石器技術，將石刃鑲嵌在骨柄上制作成不同的復合工具。南方一直以礫石工具為主，舊石器時代晚期增加了小石片工具。中國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技術與歐亞大陸西側及非洲存在明顯差異，并貫穿整個舊石器時代，形成東西兩種形態。歐亞大陸西側常見阿舍利技術（以兩面加工的手斧為標志物）、勒瓦婁哇技術（即預制臺面生產特定形狀石片的技術），在中國也有發現，但分布零散，很難讓人相信這是文化傳播的結果，更可能是人類技術彈性的表現。

　　舊石器時代給中國文化留下怎樣的遺產？有觀點認為，舊石器時代過于渺遠，人類種群可能都發生了更替，不可能留下什么文化遺產。但人類文化是累積發展的，從考古遺存中可以看到，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持續一兩百萬年，其基本特征仍然一脈相承，對后世文化產生影響。20世紀40年代，美國考古學家莫維斯提出歐亞大陸東側只有簡單的石片、石核技術，西側才有復雜的兩面器技術、勒瓦婁哇技術，后來發展成為所謂的“莫維斯線”。還有學者提出，中國舊石器時代人群可能采用竹子制作工具，因此不需要復雜的石器技術。但這個假說難以解釋為什么缺少竹子的北方與南方石器文化具有同樣的特性。近一二十年的考古發現表明，所謂歐亞大陸西側的技術在中國也可以找到，只是不那么流行而已。考古學家高星認為，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因地制宜、順應自然的特性很值得注意，中國南北舊石器時代石器文化都有這樣的特點。實際上，這樣的文化特性的確是中國歷史時期文化的重要特點，甚至可以說是精神內核。

　　最能體現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復雜性的莫過于細石葉技術，這種需要通過間接打制的技術是打制石器技術的巔峰之作。它曾在中國北方地區廣泛流行，并擴散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乃至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地區。有趣的是，歐亞大陸西側也有類似的石器技術，但是制作思路略有差異。東部地區用細小石刃組合成工具，以“合”為特色；西部地區把較大的石葉掰成細小石刃，以“分”為特色，體現出兩地文化習慣各有偏好。

　　農業起源范鑄中國文化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歷史悠久且從未中斷。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秉持和平包容，用創新與智慧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發展成一個超大型文明。為什么會如此呢？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歷史造就了文明特性，錘煉了文化精神。萬年文化史的開端要追溯到距今一萬年前后發生的人類歷史的重大變遷，也就是農業起源。農業能夠提供更多的生產剩余，支持更多的人口、更高的人口密度，由此也帶來更復雜的社會組織形態，也就是“文明”。考古學所說的文明，其本質特征就是具有國家或類似國家的社會組織形態。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文明都立足于農業基礎，《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作者賈雷德·戴蒙德提出，正是農業生產的差異，導致歷史上人類社會的不同命運。也正是因為農業生產的不同模式與歷史，形成了東西方文化不同的特征。

　　中國是農業時代的幸運兒。回顧人類農業歷史，世界上有三大農業體系：以麥豆種植為中心的西亞農業體系、以玉米根莖植物種植為中心的中南美洲農業體系、以粟作與稻作為中心的中國農業體系。中國獨占一極，也是整個歐亞大陸東側的農業起源中心。中國農業體系實際由兩個體系構成：北方以粟黍種植為中心的旱作農業體系與長江中下游的稻作農業體系，它們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開始出現部分融合的跡象。從當前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國與西亞是世界上最早的兩個農業起源中心，距今兩萬年前后開始萌芽，陶器、磨制石器（石磨盤、磨刃工具、穿孔石器）先后出現。距今一萬年前后有了明顯的跡象，出現動植物馴化、定居等，也就是新石器時代到來。然而，直到距今六千多年前，史前農業文化生態系統才真正完全建立起來，形成與環境相適應的文化系統，包括技術、社會與意識形態。相比于西亞與中國，美洲的農業出現相對較晚，因為人類進入美洲較晚，當時的美洲還有豐富的狩獵采集資源，不需要農業。而且美洲的農業體系不完整，缺乏適合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如牛、馬），因此也缺乏畜力。

　　在西亞地區，谷物種植與家畜飼養很早就分道揚鑣，各自獨立發展，兩個群體間通過貿易交換形成共生關系。而在中國，史前時代就已經形成了谷物種植與家畜飼養相互補充的生計形態，形成了一種能夠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自給自足意味著更少依賴外部，穩定性也更高，其成本則是需要更大的勞動投入。在谷物種植與家畜飼養之間，前者占主導性。中國的核心農業區位于季風區，雨熱同季，有利于提高作物的產量。但季風具有不穩定性，降水時多時少。為了獲得穩定的收成，減少洪澇與干旱造成的不利影響，改造景觀（如開辟山林、修建堰塘）、修建水利設施是必不可少的。考古證據表明，距今五千多年前，良渚與屈家嶺文化已經開始修建水利工程。中國農業發展賦予中國古人以一種信心與氣質，尊重自然但不屈服于自然。也正因如此，我們認為中國文化精神中具有積極的人文主義傾向，大概沒有比“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更加適合用于形容中國文化精神的了。

　　比較世界歷史上的三大農業體系，中國農業體系顯然是發展最為充分的，其標志即為“天人合一”觀念的生發。在南方稻作農業區域，文化生態系統發展較為完善的階段可以實現物質的完全循環，所有的廢物變成肥料歸于田地，即便是匯入江河湖海的物質也通過水產養殖實現再次利用。經過細致管理的稻田，長期耕種后非但不會肥力下降，反而可能更加肥沃。傳統的桑基魚塘、垛田這樣的農業形態即便在當下，仍然是生態農業的典范。長期發展農業文化生態系統帶給中國文化一種強烈的整體觀，這種觀念貫徹到社會組織結構中并在文明化進程與歷史時期進一步得到強化。

　　史前中國同時具有兩大農業體系，為中國文化的連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這兩大體系相互補充，北方旱作農業有助于開發旱地，南方稻作農業有利于利用水源豐富的土地。早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稻作就已經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歷史時期中原士族大規模南遷，正是因為存在巨大的緩沖空間，每次在草原部族入主中原后，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主流文化傳統仍能保存下來。如今，水稻種植已經擴散到黑龍江流域，歷史上粟黍在南方地區也曾經普遍種植。相互補充的農業體系拓展了可以利用的土地資源，進而保障更多人口的生計。再加上中國傳統農業體系本身就具有非常強的穩定性，能夠利用的動植物資源豐富且充分，還從世界各地引入動植物，不斷協助拓展利用可以開發的土地，如夏商時期引入馬牛羊與大小麥等西亞動植物、明朝引入玉米與紅薯等美洲植物。高度連續的文化傳統給中國文化帶來一種極強的歷史感，正所謂“風物長宜放眼量”，與之俱來的是長時段的眼光與大局觀，與強調整體性的觀念相一致。面對歷史上的風云變幻、興衰沉浮，中國文化有深沉的憂患意識，同時也有勝不驕敗不餒的斗志。

　　中國文化還以顯著的非宗教色彩、非血統論聞名于世，其根源同樣可以追溯到中國農業體系的起源。正因農業體系的完整、豐富與穩定，社會內部矛盾通過或激烈或平緩的變革就可以得到釋放，無須通過對外擴張來解決問題。

　　文明化進程的推動

　　天下觀是文化融合的結果，也是融合的動因。文化融合發生的另一個前提是本身就存在多元的文化。舊石器時代晚期前，人類的分布范圍相對局限，而且人口稀少，地區文化風格不明顯，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南北方之間。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出現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不過人類的基本文化適應方式還是狩獵采集。經歷舊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文化發展呈現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部分群體走入農業社會，如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部分群體仍處在狩獵采集狀態，如西南地區；部分群體采用農業種植，主要是根莖種植，如嶺南地區；有的雖然保持狩獵采集，但轉向利用水生資源，由此也具備一定的定居能力，發展成為復雜的狩獵采集社會，如東北地區。距今八九千年間，轉向農業的群體產生了適應輻射，涌現出一批新石器時代文化，如遼西興隆洼文化、山東半島后李文化、錢塘江流域上山文化、江漢地區彭頭山與城背溪文化、河南裴李崗文化、河北磁山文化、關中老官臺文化、隴東大地灣文化、冀北內蒙古中南部裕民文化……這些考古學文化與其后續的考古學文化共同形成不同的區系，區系之間相互影響，關系密切，是早期中國文明形成的核心區域。我們說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其多元性就來自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以來的分化發展。

　　距今六千年前后，不同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先后顯露出社會復雜化的跡象，包括出現隨葬品豐富的大墓、器物精致化、聚落規模等級化等。不同區系之間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形成一個相互關聯的社會交流網絡，并在文化意義上具有共識，比如都采用大口尊作為禮器，都重視玉器等，也就是考古學上所說的“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不是說此時的中國形成了統一的政權，而是說在不同區域之間具備基本共同的禮儀，反映當時已經形成了一套具有共性的理念。如遼西地區紅山文化的玉器與長江下游凌家灘文化的玉器具有眾多相似性，研究者認為與社會上層遠距離的交流相關。基于民族志的啟發，在那個時代大眾交流可能是更加普遍的交流形式，為了通婚與降低社會風險，群體之間本身需要周期性的交流。史前中國形成了若干個文明化的中心，如遼西地區紅山文化，長江下游到環太湖地區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江漢平原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這些區域性的文化中心向中原輻聚，可能是為了以最小的活動半徑控制最大的區域。持續的文化匯聚最終促成中原地區王朝政治的興起，發展出夏王朝。夏作為廣域王權國家，其影響力遠大于此前的地方政權。

　　在農業時代，農耕社會相比周邊的狩獵采集、游牧社會能夠支持更多的人口、更復雜的社會組織。因為存在這樣的生產力優勢，以農耕文化為中心的文化融合才不斷發生。距今六七千年前，史前農業文化生態系統完全形成，農業人群開始大規模擴散。南方稻作社會人群向嶺南、東南亞、太平洋區域擴散，北方農業人群向東北、西北、西南擴散，在青藏高原上形成穩定的文化適應。在此基礎上，文化融合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文化融合持續發生、擴大，并逐漸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旋律。文明化進程主要發生在遼河、黃河與長江流域。王朝的出現，代表第一次大規模的融合完成。此時，我們熟悉的漢字進入歷史視野。漢字以表意為主，相比而言，歐亞大陸西側文明的文字以表音為主。表意為主有助于避免因為讀音不同而難以相互溝通，從這個角度說，漢字是文化融合的需要，也大大強化了文化融合的趨勢。在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天下觀同樣如此，“天下”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種特別的觀念，代表著一個命運共同體。天下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要愿意加入，就可以共享文化盛宴。天下觀的背后是文化精神的開放性，這是當今世界所需要的。

　　中國文化的開放性與整體性、歷史感、非宗教性、非血統論等一脈相承，其中貫穿著強烈的現實責任感，也因此彰顯了人之存在的意義。中國文化無問種族、宗教、膚色、性別……天下蒼生，命運與共，休戚相關。中國文化的精神財富可以為全人類所共享，更好地應對當今世界的種種難題。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