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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齊魯訪學駐研計劃”是為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由山東省委宣傳部指導，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山東大學共同發起，山東出版集團大力支持，立足山東儒家文化資源富集優勢，架設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橋梁的一項重要舉措。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魯駐研，聚焦古典文明的傳承發展等研究方向，與國內外高校和智庫開展學術合作，共同推出觀照古今、融通中外的高質量學術成果。

　　中國孔子網特開辟專欄，刊登部分駐研學者的高質量學術文章，以饗讀者。本期推出新西蘭籍學者，四川大學客座教授、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退休教授伍曉明在“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平行論壇“尼山儒學對話會”上的發言。

齊魯訪學駐研計劃訪問學者，四川大學客座教授，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退休教授伍曉明

　　我們的論題是“儒家思想與現代文明”。儒家思想與現代文明之“與”字讓我們可以將此題目理解為對于“與”所連接之雙方的某種比較。于是我們就可以說，儒家思想如此，現代文明如彼，二者如何不同，或二者如何相近，等等。但實際上，這一題目所要求我們去思去想者乃是儒家思想對于現代文明（或現代生活）的“意義”。有一個意義，就是對于某一目的有用或有益。我們生活在現代文明之中，而現代文明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者（即使現代隱士，假如還能有這樣的人的話，也仍然還是不可以完全逃脫這一所謂“現代文明”），而且也是要求甚至逼迫我們在其中進行思想者。我們必須思想，是因為現代文明不僅可以一方面讓我們“飽食終日”，亦即為我們提供種種必要的物質舒適和身體安逸，但另一方面也給我們的生活造成種種問題和困難。此處我們可僅以人類所面對的嚴重生態問題和現代人所廣泛遭受的“現代性”疾病即過去所謂“富貴病”為例。現代文明或廣義而言的現代生活刺激我們思想，召喚我們思想，而思想是為了理解和解決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或是為了在我們所身處的困境中尋找可能的出路。因此，我們需要思想，而被現實生活所刺激起來和召喚出來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憑空進行思想，“自我作古”，因為我們必然總是在其他思想的基礎上進行思想。其他思想，古今中外的思想，都是我們為完成現實的或當下的思想任務的“資源”。自近現代以來，在進行現代化或欲使中國重新富強這一迫切任務的刺激和召喚下，中國先行的思想者很多都是先將目光投向自身的思想傳統之外，而這在當時就意味著，轉向西方思想。這不難理解，因為面對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和提出的要求，長久處于某種意義上的“單一”思想傳統之中者已經很難再從這一傳統中汲取活力。此即通常所謂“思想的僵化”和“傳統的僵化”。“僵化”在此可以就其字面加以理解：僵住了，凍結了，動不了了，于是就需要外來的刺激，外來的召喚，以使其重新恢復活力，繼續其成長和發展。這大致就是廣義的中國思想以及嚴格意義上的“儒家思想”所經歷的命運。

　　如今，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之所以需要和回到儒家思想傳統，就是因為我們的思想傳統已經有了上述不幸或幸運的“經歷”。此外，而且可能也更加重要的是，我們之所以需要回到儒家思想，之所以希望在儒家思想傳統中尋找可以有助于讓我們在現代文明中“安身立命”者，首先就是因為我們對于這一思想本身有一無條件的“應承”，或一無可回避的責任。支持我上述看法的一個基本根據甚至唯一根據就是，我們是在未經自己選擇的情況下被生入漢語這一我們首先在其中說話和思想的語言之中的。因此，無論我們后來如何，甚至可能會選擇不再在漢語中思想、言說和寫作（就像有些母語為漢語的學者所經歷的那樣），我們其實首先都已經對于這一語言本身以及這一語言所承載者，亦即與這一語言密不可分的思想，做出了無條件的原始的“應承”。這也就是說，“回應”與“承擔”，也即“應而承之”。這就是我一直以來致力于喚回其所蘊含的原始思想力量的“應承”一詞的深刻意義。對我而言，在如此嚴格的意義上使用“應承”一詞首先乃是與產生于世界現代文明之中的西方思想的接觸和對話的結果。具體地說，這就是我在翻譯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的哲學著作時所“創造”的譯名。列維納斯強調我對另一者的無條件的responsibility，此詞我們通常譯為“責任”。但此詞源于動詞“respond”，回應，做出回應，由此我們才有“responsible”，亦即能夠回應的，有能力做出回應的，應該亦即有必要做出回應的，這當然也就意味著，是有責任的，是必須負責的。于是才又有了我們通常譯為“責任”的名詞“responsibility”。但列維納斯強調的是此詞在其根源處所具有意義，亦即對另一者做出回應，而做出回應其實已然就是做出承擔。我對另一者的原始回應首先總是一個無條件的“是”，即古漢語的“唯唯”，或英語的“yes，yes”，或法語的“oui，oui”，等等。試想，當我面對將入于井之孺子而惻隱之心不由自主地怦然而動時，我不是已經就對作為另一者的這一孺子做出了一個無條件的原始應承了嗎？盡管這一應承甚至還沒有形諸語言，而孺子所求助于我之回應的呼喚本身也是無聲的。

　　所謂“另一者”不僅意味著他人，而且也指他事他物。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希望在其中尋找其對于現代文明的意義或益處亦即好處或有用之處的儒家思想也是我們所面對的另一者，也即我們需要對之做出應承或者說為之負起責任的另一者，因為一個思想只有在后來者亦即我們的不斷回應和承擔之中才能繼續其生命和激發新思想的力量。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我們面對或重新面對儒家思想乃至全部中國思想傳統時的最基本的思想責任。具體到我為此次發言和此次會議的主論壇所寫的論文而言，我希望在孟子所言之“四心”這一語境中深入探討的問題是：首先，從一個嚴格的和根本的意義上說，思想，而這也就是說，對于思想的需要，思想的責任，或思想的任務，從何開始，其次，思想何時未能承擔其自身的責任，未能完成其所應盡的責任。當我面對唯一他人時，我不需要想，因為我此時此刻對于此一他人的應承或責任是唯一的。在《孟子》中，“孺子將入于井”之例可以闡明這一點。此時我不需要多想，因為我此時此刻不需要還考慮其他人（但這并不是說我不會退縮）。思想的需要或任務開始于有不止一人需要被我考慮之時，因為此時我必須“一視同仁”，亦即必須做到公正。在《孟子》中，虛構的舜“竊負而逃”之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思想未能承擔責任和完成任務之例，因為孟子未能讓舜同時去想他對自己父親的責任和他也應為之負責的天下之人。在此意義上，孟子讓舜放棄了他在此兩難情境中應盡的思想責任。在此，孟子的思想，或更準確地說，孟子這一讓舜放棄思想責任而選擇竊負而逃的思想，仍然在召喚著我們去繼續思考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最好地為他人負責以及如何對公正地對待所有他人這一重要的倫理問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儒家思想對于現代生活的重要意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