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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勰在《文心雕龍》自序中說：“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彼帧皬浘]群言”的原則論文，無疑會遍讀古今文集（宋齊人已編有《集林》《文苑》《詩集》等大型詩文總集）。對宋人的文集劉勰也是熟知的，否則就不可能得出“宋初訛而新”，當代學文者大都“師范宋集”的結論（《通變》）。可是劉勰對晉宋名士陶潛及其文章卻只字未提。陶潛身后之名在南朝并不寂寞，比如顏延之為其作誄，蕭統為之作傳并為陶集作序，鮑照、江淹都作過擬陶詩，鐘嶸將陶詩列入中品，簡文帝喜歡諷味陶文，北方陽休之還見過除蕭統所序陶集之外的另外兩種本子。由此可以推斷，以論文為事業的劉勰不可能不了解陶潛，也不可能不讀陶集，他不談陶潛，不會是因為疏忽。

　　學術界從詩風異趣、道佛沖突、社會觀念相左等方面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探討。眾說之中，“斷限”說尤其值得注意，此說是著眼于全書體例，認為劉勰不提陶潛，并非是出于輕視，而是因為全書設定的品評年限是止于“東晉”，劉勰可能是將陶潛視為入“宋”之人而不加敘述。這種推論也有問題。齊梁人確實有將陶潛歸為宋人的習慣，比如沈約將其列入《宋書·隱逸傳》，鐘嶸《詩品》稱之為“宋征士”，但是劉勰對宋代文士是作過總體論述的，也照樣不提陶潛，比如《時序》說：“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于世，故略舉大較?！蓖酢⒃?、謝、顏都屬望族，文才輩出，名高于世，首先會進入劉勰的視野，而對于名亞顏、謝的文士，劉勰寧可選擇何尚之、何承天、范泰、范曄、張永、張敷、沈懷文等人作為代表，也不提陶潛，這當然是一種態度和立場。

　　筆者認為，劉勰不提陶潛，與《文心雕龍》的撰述體例有關，這一體例就是：游離于社會運作以外的隱逸之士、方外之士均不在提及、評論范圍。

　　據《隋書·經籍志》，漢晉以后，不少征士、處士以及方外之士也從事著述，有文集行世。鐘嶸作《詩品》，不僅品評了晉處士郭泰機，征士許詢、戴逵，宋征士陶潛，還品評了道佛中人，如齊惠休上人、道猷上人、釋寶月。蕭統等人編纂《文選》，不選道佛中人，但選了后漢處士禰衡，晉處士郭泰機，征士皇甫謐、陶潛。禰衡雖無官職，但以文筆參與曹操、劉表等人的軍國事務，實際上屬于入世者，所以范曄將其列入《文苑傳》，而非《逸民傳》；郭泰機出身寒素后門，一生未仕，但曾向傅咸求薦舉，渴望入仕；皇甫謐屬于不愿入仕者，而陶潛則屬于主動辭官歸隱者。相比于鐘、蕭二家，劉勰的做法更加徹底，全書不僅不涉及道佛中人，連同拒絕入世的隱逸之士也一并排除在外，這是劉勰設定的撰述體例。

　　劉勰自稱是孔子的忠實信徒，崇拜五經，論文一以儒家學說為旨歸，《文心雕龍》全書不雜一字佛典（《論說》“般若之絕境”以上六句有悖于此一體例，或當為衍文），討論的對象限于經史子集“四部”書，絕口不提道佛中人及其文章。這一點與蕭統的選文原則相同，毋庸多言，需要揭明的是劉勰對隱逸者的獨特處理方式。

　　首先，劉勰不支持伯夷、叔齊的隱居不仕行為。他在《哀吊》中贊嘆王粲《吊夷齊文》對夷齊的譏諷斥責實在寫得好：“仲宣所制，譏呵實工。”也就是承認王粲這種批評是對的。王粲說夷齊是“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念，絜己躬以騁志，愆圣哲之大倫”，認為二人出于潔身自好而推卸了應當擔負的社會責任，是一種狹隘自私的行為，這是繼承了子路對隱者的評價：“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微子》）子路、王粲對隱者的批評，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出處進退大節出現了問題，這也是劉勰否定隱逸者的理論依據。劉勰將夷齊隱居不仕的行為說成“狷介以乖道”，就不是贊美，而是批評。依邢昺的解釋，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就是主動地遠離政教，劉勰用“雖有通才，迷方失控”來概括夷齊、屈原等人的生命軌跡，也正是著眼于士人與政教權力的疏離關系（“失控”即指不為朝廷所用）。同為在野之士，夷齊是主動隱遁，而屈原則是生不逢時被迫逸出朝廷，劉勰對二者的褒貶也是明確的，他在《程器》篇樹立無疵文士的典型，其中就有“屈、賈之忠貞”，對入世者的表彰就是對隱遁者的否定。

　　其次，劉勰認為狷介之士的“高尚其事”并沒有崇高性和正義性，不值得提倡，這一點可以從他對文士徐幹的推重得到印證。劉勰瞧不起隱逸者，卻又敬重“徐幹之沉默”（《程器》），承認淡泊名利為士人的美德，很能看出他的處世觀。徐幹以操守廉潔著稱，如曹丕《與吳質書》說他“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三國志·魏書·王昶傳》說他“不治名高，不求茍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這就是劉勰所謂“沉默”的含義。實際上，徐幹一生并非遠離政教權力，無所作為，比如漢無名氏《中論序》說：“于時董卓作亂……會上公撥亂，正路始辟，（徐幹）遂力疾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毙鞄钟趤y世中積極參與拯濟事業，同時又“有箕山之志”，體現的是一種輕官忽祿、不耽世榮的“清廉”，而這屬于入仕者應有的操守，與狷介之士的“清高”有著本質的不同。

　　劉勰樹立徐幹作士人典型，用意與蕭統推崇陶潛是一致的。蕭統大力表彰征士陶潛之“德”，且在《文選》中多選其詩文，絕不是出于對隱居行為的倡導，而是希望“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陶集序），即借助陶潛，達成“有助于風教”的功效。而劉勰將“沉默”標舉為士人美德，未嘗不是為了激貪止競，矯厲風俗，只不過在名高一世的歷史人物系列中，他有意識地選擇了積極入世的后漢文士徐幹作為典范，而沒有選擇東晉征士許詢，自然也就不會選擇后起的征士陶潛。

　　再次，劉勰不提東晉征士許詢，應當是屬于刻意回避?！妒勒f新語·文學》注引《續晉陽秋》說：“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并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許詢、孫綽既然都是備受推崇的一代文宗，劉勰當然不會不知，但他敘述詩歌史卻只提孫綽，而不及許詢，《明詩》說：“江左篇制，溺乎玄風……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北緛硎恰霸S詢、孫綽”齊名，而劉勰則改稱“袁宏、孫綽”（袁宏能詩，《詩品》列于中品）。另外，《才略》敘述東晉文學，也是“袁、孫”并提。分析個中原因，不會是由于許詢善作玄言詩的緣故（孫綽也是玄言詩大家），而是與他的身份和出處有關：孫綽一直在朝為官，位至廷尉卿，而許詢則一生不仕，托跡山水，“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作為一代文宗的征士許詢，由于其處世姿態與儒家經世之旨相左，尚且被劉勰排除在文學史敘述之外，則歸隱田園的后起征士陶潛，當然也就沒有被提及的理由。

　　總之，“不及隱者”作為一種規限，貫徹于從《明詩》到《時序》《才略》《程器》各篇，的確構成了全書的撰寫體例。實際上這一體例劉勰在《時序》中有明確的交代，那就是他要論述的是“縉紳之林”，也就是入世士大夫群體所生產的文學。

　　劉勰制定這樣一條論文體例，有其必然性，是那個時期的產物。《時序》說：“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飏言贊時，請寄明哲。”劉勰的“圣歷”所指，其實并不重要，關鍵是“方興”二字。它表明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時，新舊朝代剛完成更替不久，按照“文質損益”的規律，此時朝廷需要推行政教更化，而經緯軍國禮樂的大業，必須依賴具有經世才干的士人，于是招才與出仕就成了大勢所趨。這一點劉勰是認識得很清楚的，他所謂的“飏言贊時”，就是明確要求士人積極配合更化，參與社會運作。受此政教變局的激發和感召，久在山門、不獲一官的劉勰躍躍欲試，決心要“奉時以騁績”（《程器》），在他看來，逆勢而行，主動退出社會運作機制，棲身山林，就落入了“不仕無義”的道德陷阱，無論如何不能被認可、被表彰，這是劉勰不愿意將隱逸者群體納入文學史敘述的深層原因。

　　（作者：王術臻，系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