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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才:“孝”觀念的起源、發展及其在兩漢時期的定型和影響

來源:《曾子學刊》作者:孟祥才 2025-06-23 15:48

  “孝”觀念作為最早出現的基于倫理親情的道德信條,在中國歷史進入階級社會的夏朝以前的堯舜時代就產生了。以后,歷經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特別是經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孟子等人的豐富和發展,到秦朝統一全國時,已經成為與“忠”并列的最重要的倫理觀念,對于維系整個社會的穩定和有序運行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再后,經過兩漢思想家的進一步發展和播揚,特別是漢朝統治者通過制度和政策對孝行的規范、表彰和弘揚,“孝”就成為全民共識的倫理觀念,隨之,其負面的影響也就如影隨形地凸顯:追求大孝之名的“激發之行”和不近人情的“愚孝”之舉也就頻頻閃現了。

  “孝”字盡管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經出現,但還不具有倫理的內涵。它最早作為倫理觀念出現是在《尚書·堯典》對舜品格的褒揚上,“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舜的孝行奠定了后來影響深遠的中國孝文化的第一塊基石。此后,偽古文《尚書》中出現了“奉先思孝”(《太甲中》)、“恪慎克孝”(《微子之命》)、“惟忠惟孝”(《君陳》)。《詩經》中也有許多表達兒女孝思的篇章,如《風》中的《邶風·凱風》、《魏風·陟岵》、《唐風·鴇羽》,《小雅》中的《四牡》、《小宛》、《小弁》、《蓼莪》、《楚次》,《大雅》中的《下武》、《文王有聲》、《既醉》、《卷阿》、《頌》中的《周頌·雝》、《周頌·閔予小子》、《魯頌·泮水》等。其中的“永言孝思”、“有孝有德”、“永世克孝”唱出了對孝的贊美和執著。

  《十三經》中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相傳出自西周,與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周公旦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有著大量“孝”的內容。《周禮·地官·師氏》將“孝德”定為“三德”之一,將“孝行”定為“三行”之一。《禮記》中的《曲禮》、《檀弓》、《祭義》、《哀公問》、《坊記》等篇,更進一步將子女對父母的孝行做了嚴格細致的規定。再后,經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子和孟子等人的闡發,“孝”的內涵得到極大的豐富:

  一、“孝”成為“仁”之本,也即人的修身之本,是“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最高道德境界之本,是一切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和最后歸宿。“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身,敢不敬乎?”(《曾子·大孝篇》)“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呂氏春秋·孝行》)

  二、珍惜自己的生命。孔子說:“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為政》)曾子說:“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大戴禮記·曾子大孝》)孟子說:“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孟子·離婁上》)《孝經》則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總之,孝觀念要求子女將自己的生命作為父母生命延續的鏈條,加倍珍惜,這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三、子女的孝行,不僅表現為對父母的贍養和對祖先的追懷,更表現為對父母和祖先發自內心的崇敬之情。這種崇敬之情體現在禮上,就是:“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四,親情高于國法,“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子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而尊親既要杜絕“五不孝”:“惰其四肢”、“博弈好飲酒”、“好財貨,私妻子”、“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離婁下》),更要促成家族血脈的延續,所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信條。

  五、堅持“三年之喪”(《論語·陽貨》、《孟子·滕文公上》),父母去世,子女必須為之守孝三年。

  不過,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孝論還僅僅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比如人們對守孝三年就有不同的看法。而法家更對儒家的孝論提出嚴厲批判。韓非從“忠”、“孝”的矛盾出發,指出一個孝子在戰場上不可能是為了國家利益視死如歸的勇士,而只能是想著“父母之養”的逃兵。

  秦朝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獨尊法術”的專制主義思想文化政策,倡導的是皇權無限,全國服從一人;上下一致,寰宇政令統一。此時,“孝”的觀念已經遠離統治者的視野。你看,在李斯等起草的宣揚秦朝核心政治和道德理念的秦刻石文,竟然找不到一個“孝”字。

  西漢建立后,在君臣持續反思秦朝“二世而亡”教訓的氛圍中,戰國“百家爭鳴”的諸子余緒空前活躍,儒家學派前赴后繼地宣揚自己理論的正確性,為爭取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不懈奮斗,特別是經過董仲舒等人對儒學的里程碑式的闡揚,結果迎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出臺,儒學的孝論再次煥發出耀眼的光輝。

  從漢武帝開始,朝廷建立了太學這一國家最高學府,儒家的經典《五經》成為欽定的官方學術,立博士進行專門傳授。而《孝經》則成為與《五經》并列的經典,獲得崇高的地位。《孝經》宣揚“以孝治天下”,將孝提升至全部封建倫理的核心位置,不孝當然被視為罪大惡極: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經·開宗明義》)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內,而名立于后世矣。”(《孝經·廣揚名》)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孝經·五刑》)

  兩漢時期,闡釋孝的言論和著作不絕于史。《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司馬談的話說:“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后世,以顯于父母,此孝之大者。”《漢書·藝文志》在介紹《孝經》時則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

  至此,“中國的孝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孝’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核心觀念,體現了儒家親親、尊尊、長長的基本精神,它是縱貫祖先、父輩、己身、子孫,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縱向鏈條,也是中國一切人際與社會關系得以形成的精神基礎,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淵源。”

  兩漢朝廷從制度和政策等諸多方面營造濃濃的倡導孝道、表彰獎勵孝行的社會氛圍:

  惠帝四年(前190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漢書·惠帝紀》)。

  高后元年(前187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漢書·高后紀》)。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漢書·文帝紀》)。

  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冬十一月,……令二千石舉孝廉”(《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夏四月,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漢書·武帝紀》)。

  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六月,……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漢書·武帝紀》)。

  宣帝地節三年(前67年),“十一月,……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于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春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甘露三年(前51年),“賜……三老、孝弟力田……各有差”(《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夏四月,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五年(前44年)夏四月,“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漢書·元帝紀》)。

  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春二月,賜“三老孝弟力田帛”(《漢書·元帝紀》)。

  元帝建昭五年(前34 年)春三月,賜“三老孝弟力田帛”(《漢書·元帝紀》)。

  成帝建始元年(前32 年)二月,賜“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漢書·成帝紀》)。

  成帝建始三年(前320年)春三月、河平四年(前25年)春正月,“賜孝弟力田爵二級”(《漢書·成帝紀》)。

  成帝綏和元年(前32 年)二月、綏和二年(前321年)三月,賜“三老、孝弟力田帛”(《漢書·成帝紀》)。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夏,“立官稷及學官。……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漢書·平帝紀》)。

  明帝中元二年(57年)夏四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明帝紀》)。

  明帝永平三年(57年)二月、十二年(公元69年)五月、十七年(公元74年)二月,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后漢書·明帝紀》)。

  章帝建初元年(76 年)夏五月,“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后漢書·章帝紀》)。

  章帝建初四年(79 年)夏四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章帝紀》)。

  和帝永元八年(96年)春二月、十二年(100年)三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和帝紀》)。

  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冬十一月,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后漢書·和帝紀》)。

  和帝元興元年(105年)冬十二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和帝紀》)。

  安帝永初二年(108年)九月,詔各王國推薦屬吏中“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者,“令得外補”(《后漢書·安帝紀》)。

  安帝永初三年(109年)正月,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二級”(《后漢書·安帝紀》)。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閏三月,詔三公至二千石、郡守等,“舉薦賢良方正及至孝之人,公車詣朝廷”(《后漢書·安帝紀》)。

  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春正月,賜爵,“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和帝紀》)。

  安帝元初六年(119年)春二月,詔“光祿勛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后漢書·安帝紀》)。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三月,“賜民爵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后漢書·安帝紀》)。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十二月,“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后漢書·順帝紀》)。

  順帝永建元年(126年)春正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順帝紀》)。

  順帝永建四年(129年)正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后漢書·順帝紀》)。

  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春正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閏十二月,“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后漢書·順帝紀》)。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春正月,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后漢書·桓帝紀》)。

  獻帝建安五年(200年)九月,“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后漢書·獻帝紀》)。

  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春正月,賜爵,“孝弟、力田人二級”(《后漢書·獻帝紀》)。

  以上資料表明,在兩漢時期,以《孝經》的出現為標志,“孝”觀念的內涵已臻完善。朝廷對孝倫理的重視已經達到空前的程度,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自惠帝始所有皇帝的謚號都加“孝”字,這等于將“以孝治天下”作為金字招牌昭示全國;二是置《孝經》博士,將《孝經》欽定為各級各類學校的教科書,使兒童自發蒙始即接受孝倫理的教育;三是各種獎勵措施,如賜爵、賜帛、免除賦役、下詔表彰等,特別是將舉孝廉定為選官制度,孝行成了官場的入門券。這些激勵機制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就其主要的積極方面講,是孝倫理作為“天之經,地之義”的觀念,經過廣泛的宣傳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由此形成強大的輿論氛圍,深深影響了社會風氣的走向,對形成尊老行孝的良風美俗起了促進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宗法農業社會里,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細胞,尊老行孝既是家庭和睦的原因,又是家庭和睦的表現,而“家和”更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由于舉孝廉成為政府官吏的重要來源之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移孝作忠”,對官場正氣和一代士風的形成和延續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從《后漢書》的作者范曄直到明清之際的顧炎武,都對東漢一代的士風頌揚備至,范曄認為當時“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政之路”(《后漢書·儒林傳》),即使桓、靈君道昏暗之世,由于士風淳正,國祚仍然得以延續。顧炎武則頌揚說:

  “光武躬行儉約,以仕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整修,可為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于前代。”(《日知錄·兩漢風俗》)

  范曄和顧炎武的頌贊是有道理的。兩漢的確產生了一批感人至深的踐履孝倫理的孝子貞婦,如西漢時期的“萬石君”石奮父子、淳于意之女緹縈、雋不疑,被漢文帝表彰的陳姓寡婦和東漢的蘇不韋、王琳、蔡順、江革、劉平、趙咨、胡廣、李曇、鮑永、蔡邕、吳佑、茅容、鐘離意、皇甫堅濤、黃香、張武、彭修、趙苞、戴良、魏木蘭等。就其次要的消極方面講,一是使部分追逐名利的無恥之徒大玩“激發之行”,即弄虛作假,刻意做出孝廉之行,以邀名譽,作進身之階。如王莽在做了大司馬大將軍之后,故意在“孝”上作戲,為自己賺取“大孝”的美名。一次他在自己的府第宴請賓客,數次當著客人的面去后堂服侍母親吃藥,目的是讓賓客們傳播他的“大孝”。東漢許武在舉孝廉后,先同兩個兄弟分家,三份財產他留最好的一份。在兩個兄弟因能“讓”的美名被舉孝廉后,許武即大會賓客,說明自己使兩個兄弟成名的苦心,同時宣布將自己分得的一份財產全部均分給兩個兄弟,由此獲得更大的聲名。還有一個趙宣,為了賺取“大孝”的美譽,一直在父母的墓道中住了20多年,聲名大振。可不久,郡太守陳蕃查出他在墓道中生了五個兒子(按規定居喪不近女色)。真面目被揭穿,趙宣也就成為狡黠的偽君子的典型。二是使部分人鐘情于“愚孝”之行,如絕對服從父母之命,“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割自己身上的肉作藥引為父母治病,甚至身殉父母,白白犧牲年輕的生命。《后漢書·列女傳》記載的犍為孝女叔先雄,投水以殉落水而亡的父親;會稽上虞孝女曹娥,投水以殉泝濤迎神而死的父親。這些顯然都是不值得表彰的。

  應該承認,兩漢定型的“孝”觀念對后世的影響其積極作用是最主要的,因為在中國長期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宗法社會里,家庭不僅長期是社會的細胞,而且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孝倫理的弘揚對于家庭的穩定和社會和諧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就是在進入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以后,家庭盡管失去生產單位的功能,但仍然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仍然是社會穩定的基石之一,而孝倫理仍然是維系家庭和睦的重要倫理觀念。特別是目前中國已經進入老年社會,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家庭養老仍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養老方式,孝論理的弘揚能夠發揮維系這種養老方式的正能量。今天我們對中國傳統的“孝”倫理進行新的詮釋,努力發掘其中與現代倫理接軌的內容,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的倫理體系服務,既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也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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