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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日趨激烈，地緣沖突頻發，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人類正處在一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全球有識之士關注和思考的重大課題。

　　今天，造成人類社會種種風險和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不同文明之間無法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有關。不理解其他文明，就會固步自封，自設藩籬，拒絕交流，從而導致文明間的隔閡；不尊重其他文明，就會以自己的文明優越感否定其他文明，甚至將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強加于人，將文明隔閡升級為意識形態對抗；不信任其他文明，就會對其他文明心懷戒懼，以零和思維方式看待其他文明的發展壯大，以致排斥打壓其他文明。所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維護世界和平秩序，最關鍵的就是解決好不同文明之間如何相處這一根本問題。

　　而解決好此一問題，首先應該承認一個前提，這就是，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本來面目。一個清一色的自然界是令人恐懼的，無論這個顏色是紅的、白的、藍的還是綠的，同樣，一個清一色的人類社會也會讓人恐懼。中國有句古話：十里不同俗，百里改規矩。世界上的人們一直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下，不同地域族群的有限活動范圍造就了彼此的差異。千差萬別的地理環境和生存條件造就了各地族群特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秩序架構、思維習慣和價值觀念，文明多樣性由此形成。

　　承認并維護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才能實現文明的包容共存、交流互鑒，才能真正消弭國際沖突根源，走出結伴共贏的新路。因此，我想從文明的兩個基本屬性出發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

　　西方現代文明的崛起提出了文明的時間屬性問題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同時具備時間和空間兩種屬性。文明多樣性就是在文明的時間屬性與空間屬性的雙重維度觀照下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所謂人類文明的時間屬性指的是文明的發展程度問題或階段問題，空間屬性指的則是各個文明的形態問題或特色問題，這兩點全部建立在比較的基礎之上。

　　在大航海時代以前，幾千年來，由于受到地理隔絕的限制，幾乎每一種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同時，由于受生產力水平限制，社會發展進程緩慢，人類觀察到的世界日復一日地復制過往，幾乎每一種文明都以一種亙古不變的方式延續著自身的存在。這就是說，在數千年彼此相對隔絕、發展演變緩慢的傳統社會中，盡管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從未斷絕，但從總體上看人類文明的兩重屬性特別是時間屬性并不十分明顯，因為人類文明的這兩個屬性本質上都是比較的結果。從時間屬性看，在大航海時代以前，特別是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以前，不同文明之間在發展程度上只有量的差異，尚未形成足以實現降維打擊的實力差距，反而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蠻族在軍事上往往對先進文明造成征服和屠戮，這在東西方文明史上都曾上演多次。不過，軍事上的失敗和政權的消亡盡管在短期內會對文明造成沖擊，但在長期看卻并不意味著文明的毀滅，有時反而會由于汲取新鮮元素而獲得創新性發展，這在中華文明史上尤其明顯。

　　歷史上，中華大地雖曾屢遭異族涌入、兵火戰亂，華夏政權在中原文明與游牧民族之間數易其手，但無論是哪一族哪一家哪一姓入主中原，最終都會繼承兼收并蓄、向心凝聚的中原文明基因，秉持“王者無外”“四海一家”的天下觀念，認為華夏和其他族群之間沒有絕對的血緣和種族界限，只有價值和文化上的差異，所以往往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多民族文化以及與異質文明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中華文明一直以來是靠軟實力或者是文化上的魅力或者是開化程度凝聚在一起的。越是大度包容，就越能得到認同和維護，就越會綿延不斷。深厚的文化認同感與久遠的歷史意識，賦予中華文明以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旺盛生命力，使之歷經千難萬險而不斷復興。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華文明的這種包容性連續性特質，與建立在傳統社會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論基礎之上的文明觀密不可分，對于文明的時間屬性總體上是忽略的，或者是不自覺的，這是農耕文明的典型特點。不僅農耕文明如此，在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以前的海洋文明、游牧文明、叢林文明、山地文明等等，這些不同文明之間在發展程度上的差異都不足以構成對其他文明的顛覆性沖擊，或者說在時代維度上并無質的差別。

　　然而，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以及工業革命的發生，人類社會逐步邁向由西方現代文明引領世界秩序的工業時代，在時間屬性上位屬更高層級的西方文明相對于其他文明，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在政治、軍事領域，都呈現出全方位碾壓性優勢。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從而使數千年形成的文明權力格局和邊界遭遇前所未有的沖擊。在現代工業文明對傳統文明的沖擊下，那些非西方文明的族群開始清醒認識到文明時代屬性的重要意義。

　　以中國為例，100多年前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中華文明史上一個關鍵節點。在國家蒙羞、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時代，一批救亡圖存的知識分子發現和強調了文明的時間屬性或者說時代屬性，于是他們得出了一系列結論：西方文明是先進的，中華文明是落后的；西方文明是現代文明，中華文明是中世紀文明；西方文明在思想文化上以作為新文化或新學的西學為根基，中華文明在思想文化上以作為舊文化或舊學的中學為根基；西方文明屬于工業文明，中華文明屬于農耕文明。所以，在時人看來，中華文明已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因此，必須擯棄中華文明，全盤引進西方文明，并用西方文明來全面替代中華文明。這樣，由于發現了文明的時間屬性，這時主流思想界就把東西問題歸結為古今問題，把空間問題還原為時間問題，也就是把東西方之別歸結為古今之異，結論就是非西方文明必然走向衰微和滅亡。

　　文明空間屬性的發現與文明多樣性問題的提出

　　正當西方文明在生產力的空前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下一路高歌的時候，其所孕育的深刻內在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從周期性經濟危機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發達的西方文明反而給人類造成了更大災難，迫使人們開始全面反思西方文明究竟出了什么問題，根源在哪里。盡管在二戰之后，資本主義經過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又進入一個高度發展的“黃金時期”，但人們重新審視西方現代文明、發現和重視其他文明價值的努力從此開啟。隨著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與新興國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演化出眾多的文明，每一種文明都代表了人類為克服生存困境而選擇的智慧方向，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都有不可替代意義。

　　受此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自身文明的自覺也進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一批傳統文化學者提出了文明的兩重屬性問題，即文明不但有時間屬性，或者說時代屬性，更有空間屬性，或者說民族屬性。與時間屬性一樣，空間屬性或民族屬性也是固有的，不可磨滅。文明二重屬性問題的提出，意味著文明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超時間、超空間的文明是不存在的。因此，無論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各有其古代與現代的不同時間屬性；無論是古代文明還是現代文明，也各有東方與西方的不同空間屬性，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都不是只有一種模式，每一種模式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文明空間屬性的發現，就這樣為“傳統”和“傳統文化”的存在與傳承開辟了最廣闊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文明的空間屬性在21世紀的中國還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昭示。當代中國在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上完美傳承了中華文明責任為先、集體至上與和合共生的東方倫理型文明特色，開拓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現代化之路，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實現了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中國實踐再次證明，不同空間屬性的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為整個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多種路徑選項。

　　對話是多樣文明共榮共生的最佳途徑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6000年來的人類歷史上共有26個文明形態，其中有21個文明比較成熟。湯因比認為，人類文明的起源與演化是挑戰與應戰的結果。

　　實際上，今天的考古學已經證明，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曾存在過無數的文明。大浪淘沙，那些文明特別是體量較小的文明或因為自然災害，或因為人口激增，或因為沖突戰亂，絕大部分已經滅絕，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最后剩下來活下來的只有幾個超大體量超大規模的文明體，而這些大型的文明體相互制衡，誰也無法取代誰，誰也不能消化誰，誰也難以同化誰。這就是今天的現狀。彼此和諧相處，交流互鑒，才能使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獲得永續發展，而且，在這些不同文明體之間展開對話，實現互鑒，可能還是這些文明形態之間交往溝通成本最低的方式。

　　文明交流對話會有許多層面和方式，而學術對話則是更具理論先導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的方式。學術對話的出發點應是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而積極與西方主流文明的對話，當然是各大文明彰顯自身之美的最佳途徑。這是因為，盡管當下西方社會正面臨諸多困境，但憑借其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積累的強大優勢，西方現代文明仍然占據世界的領先地位，這是不爭的事實。各大非西方文明有著相似的歷史境遇、相同的夢想追求，勇于善于開展與西方文明的學術對話，可以促使自身逼近乃至進入主流，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舞臺嶄露頭角，并汲取西方現代文明的有益元素而與之互學互鑒、融通發展，從而擁有長遠未來。

　　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鄭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彰顯了中國力量。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們期待不同文明在與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各大文明的對話中展示自身勃勃生機，同時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更加絢麗多彩！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史哲》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