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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占據核心地位的思想觀念統領這一時代的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經過實踐的考驗最終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核心思想。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建設成為一個有著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防體系的農業大國。到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發揮了關鍵引領作用。這一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產物，同時也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自然延伸和發展。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指導方針。而習近平文化思想則是統領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批評的核心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的一系列講話中，不斷地提及世界文學，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進程，從而使得中國文學不僅為國內讀者所閱讀，更為全世界的讀者和文學理論批評者所分享。本文聚焦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認為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應該在其指導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并產生世界性的影響。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文學藝術

　　在2012年11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正式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之后他又在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場合對之加以進一步闡述：2013年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他再一次深入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2017年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作了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終形成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第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第三，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第四，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第五，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應該說，這是習近平作為新一代中國領導人對全球化的概念所做的獨特闡發，并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國版本。習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這一視域下形成的。筆者認為，在習近平文化思想中，對世界文學的強調占有重要的地位，這在歷代中國領導人的思想理論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發展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文學為工農兵、文學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思想，將其用于新的時代和廣闊的世界文學大語境，從而形成了他的世界文學觀。習近平世界文學觀的核心思想具體體現在：“充分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因此，“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篇，習近平文化思想有其自身的生成性邏輯，只有科學把握這個邏輯，才能夠深刻地理解該篇章的文化意義、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誠如學者孫乃龍所言，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基于他對中國當代具體的文化實踐所發表的言論和觀點加以凝練和提升而成的，因此深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就應該落實到習近平總書記在具體的文化建設實踐中的一些論述上。作為一位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者，筆者的切入點就是習近平對世界文學的看法和論述，這些論述實際上已經形成了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其理論基礎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

　　眾所周知，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形成與他本人對文學的濃厚興趣和愛好是分不開的。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即使是在十分艱苦卓絕的時期，毛澤東依然寫下了一些膾炙人口的詩篇，這些詩詞不僅抒發了一位革命領袖的博大胸懷和氣魄，同時也表現了他本人的文學風格。習近平傳承了毛澤東的這種文學愛好和情懷，并把對文學的愛好擴展到對世界優秀文學的鐘愛。和毛澤東一樣，習近平本人與文學藝術也有著不解之緣，而且曾經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對世界文學的興趣尤其濃厚，這體現于他在“文革”的特殊時期依然閱讀了許多世界文學作品，并逐步形成了對世界文學的總體看法，即文學應該包括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而外國文學則不應人為地被分為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它應該和中國文學一起共同組成一種世界文學。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博大的世界文學視野，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就顯得頗為自然，并有著扎實的文化和文學基礎。

　　當然，作為中國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首先立足中國本土，認為中國文學應該是世界文學的一個部分。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座談會上，習近平在縱論中外文學藝術的同時，著重談了五個問題：（1）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2）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3）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4）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5）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這自然與毛澤東發表于數十年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更加強調了文學藝術的時代特征和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新的功能，同時也強調了文學藝術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以及黨對文學藝術的領導。

　　如果比較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和習近平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核心內容，就不難發現，這二者都體現了兩位領導人各自所處的時代之精神：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他更為強調的是文學藝術的民族性和人民性；而習近平的講話，則在繼承毛澤東文藝的民族性和人民性特征的同時，更加強調中國文學藝術的世界性。而且與毛澤東的講話所不同的是，習近平在講話中旁征博引，提及了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從他信手拈來世界文學名著之案例以及對他本人的啟迪作用就說明，他對這些作品是十分熟悉的。這不僅表明他本人對這些作品的鐘愛，同時更是試圖向廣大文藝工作者表明，中國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僅是為中國人民創作的，同時也是為全世界人民所創作的。因此就這一點而言，可以說，習近平不僅繼承了毛澤東的宏大抱負，而且加以了創造性的發展。

　　概而言之，毛澤東認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而習近平則進一步賦予其創造性的實施和發展，認為中國的這些貢獻不僅應體現在全球政治和經濟方面，同時也應體現于文學藝術方面。中國的文學藝術不僅要服務于中國人民，同時也要為全世界所有愛好文學藝術的人所共享。因此，他更為注重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的對外傳播。仔細領會習近平的講話精神，就不難發現，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發展壯大，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價值和意義，尤其是他的文學藝術觀點，已經越來越得到世人的重視，進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是從西方引進的一種理論，但它一旦進入中國就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一種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經過考驗被證明是正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又通過翻譯的中介，在全世界范圍內廣為傳播，對爭取民族獨立和現代化建設的第三世界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如前所述，毛澤東之所以十分關心文藝工作，與他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不無關系。即使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依然寫下了數十首充滿革命浪漫主義情懷的詩詞。習近平也和毛澤東一樣，曾經是一個文學青年，對文學藝術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在那個特殊的時期，他依然閱讀了許多中外文學名著，并寫下了一些文學作品。因此在他的講話中對這些作家藝術家及其作品的提及如數家珍，并不時地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他自己的體會。

　　雖然習近平在講話中所提及的那些世界文學藝術大師主要來自西方國家，但是他們的作品通過翻譯的中介已經旅行到世界各地，對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全世界的文學和藝術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且對習近平本人的生活道路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中國的文學藝術家，應該對這些世界文學藝術大師的作品非常熟悉，并努力從中汲取營養，以繁榮和發展中國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事業。在這方面，習近平深有體會。他本人就從這些文學大師的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精神文化營養，所以他在講話時能夠信手拈來一些例子，使得他的語言很接地氣，并富有魅力。從習近平的一系列關于文學藝術的談話中不難看出，他不僅注重中國文學的人民性和可讀性，同時更注重將中國文學的精華傳播到國外，從而使得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能夠為更廣大的世界讀者和文學理論批評家所閱讀和研究。

　　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

　　如上所述，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的形成與他對世界文學的廣泛涉獵不無關系。他在多種場合指出，中國的文學藝術工作者，不僅應該對世界文學藝術十分熟悉，而且更應該扎根于中國的文化土壤，這樣才能創作出人民歡迎的優秀作品。此外，在閱讀世界文學作品時，我們不能僅關注西方的文學作品，對東方國家的優秀文藝作品也應該有所了解。在這方面，習近平顯然超越了過去那種提到世界文學就是僅關注西方文學或俄蘇文學的簡單做法，而是更加強調了文學藝術的世界性和廣泛的全球影響力。

　　習近平的講話并沒有簡單地把文學分為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而是將其作為一個整體視作世界文學，不僅關注俄蘇文學和西方文學，而且十分重視東方文學，并在談到東西方的文學時，自覺地將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看作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這無疑體現了他的深厚的文學素養和對世界文學理念的把握。這種思想也體現在他在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所展現出的世界主義思想。在習近平看來，世界文學不僅包括那些在文學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西方文學藝術大師，東方國家的文學藝術大師也對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東方文明古國，其文學藝術也為世界貢獻了豐富的文化藝術珍品，它們“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而且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因此作為一位文學愛好者且在這方面有深厚造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文學的博大精深和悠久傳統感到由衷地自豪，并希望中國文學能夠走向世界，從而為世界人民共同分享。

　　在習近平成長的時代，俄蘇文學對那一代中國青年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許多文學青年都曾經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些作品，并深受其影響。今天，他肩負著領導14億中國人民的重任，但他依然對往事記憶猶新，并且絲毫不回避世界文學大師曾經給他的教益和啟示：“那時候，我在陜北農村插隊，聽說一個知青有《浮士德》這本書，就走了30里路去借這本書，后來他又走了30里路來取回這本書。”可見，即使在那個特殊的時期，所有的中外文學都被當作封資修的黑貨受到嚴厲的批判，習近平依然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浮士德》這部不朽的世界文學名著，浮士德上下求索的精神給了他在逆境中生活的勇氣，激勵他奮力拼搏，迎接美好的未來。

　　習近平不僅繼承了毛澤東和鄧小平所強調的中國文學藝術的人民性和民族性，而且更加致力于在新時代弘揚中國文學藝術的世界性。他比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更加重視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的對外譯介和傳播，并指示有關部門給予必要的支持和資助。在習近平看來，文學藝術作為一種“世界語言”，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沒有國界的，外國的文學藝術通過翻譯的中介旅行到中國，啟迪了中國的讀者觀眾，中國的優秀文學藝術也應該走向世界，進而為世界人民所分享，這也與他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是一致的。因此習近平十分重視中國文學藝術走向世界：

　　……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他們想了解中國，想知道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想知道中國人對自然、對世界、對歷史、對未來的看法，想知道中國人的喜怒哀樂，想知道中國歷史傳承、風俗習慣、民族特性，等等。這些光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自了解、親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說，一篇散文，一首詩，一幅畫，一張照片，一部電影，一部電視劇，一曲音樂，都能給外國人了解中國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選自《平易近人：習近平的語言力量》）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世界文學概念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過重要的貢獻，作為中國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習近平也從中國的文學實踐出發對之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就是一個標志性成果。而他對世界文學的一些論述也通過他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批評逐漸發展形成了他的世界文學觀。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構想中。

　　這一構想不僅有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也有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之基礎，巴黎公社就是國際共運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當公社受到資產階級政權的鎮壓而流于失敗時，公社的社員們流落到各地，但是一曲《國際歌》的熟悉樂曲卻使得他們走到一起，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而團結起來。《國際歌》的最后一句歌詞“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的法語原文是“L’Internationale，Sera le genre humain！”，意為“國際共產主義一定要在全人類實現”，而英文則更為直接，“The Internationale shall be human race！”可見習近平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好體現，也是他的世界文學觀的核心理念。

　　從外國文學到世界文學的轉向

　　筆者在世界文學研究中，始終認為，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旅行的概念，其旅行路線并非單一的，而應該是雙向的。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就體現在：世界文學應該包括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也應該注重在全世界的傳播。如上所述，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為中國的世界文學教學和研究確立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中國學者研究外國文學應該具有中國的視角，而且在對文學的研究中不應該人為地將其分為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而應該用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術語“世界文學”來涵蓋各民族的文學，這樣才能將中國文學放在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學大語境下來考察和評價。

　　但是長期以來，在中國高校的文學學科領域，由于人為的學科分工，使得（世界）文學被分為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兩大類，從事這兩類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很少在一起切磋交流，這樣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研究一度陷入“失語”的狀態：研究者不僅不能用準確的國際通用語——英語表達我們的思想，更由于我們所使用的理論概念、范疇和話語幾乎都來自西方，只有極少數佼佼者才能兼通中西，在國內國際學界游刃有余，甚至躋身國際頂尖學者的行列。有鑒于此，怎樣才能有效地構建中國自主學術話語體系并使之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這應該是我們從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獲取的重要教益，同時也是我們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研究學者面臨的一個問題。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拉近了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距離，進入本世紀初以來，世界文學這個久違了的理論概念再度成為一個人們熱議的話題。之于中國文學，它已不再僅意味著我們要大力譯介外國文學，從而縮短中國文學與之的距離，而應更注重促使中國文學走向和走進世界。既然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將（世界）文學分為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那么現在就要將其打通，使世界文學包括中國文學，并有效地改變目前文學研究領域內的這種不正常狀況。因此筆者認為，我們從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獲得的重要啟示就在于，我們應該從僅從事“外國文學”教學和研究轉向從事更廣泛的“世界文學”教學和研究，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國文學。即使是從事某個單一的外國國別文學研究，也應該有一個獨特的中國視角，這樣國際學界才有可能對中國學者的研究給予一定的重視。中國既然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中華文明既然是世界上唯一一種延續了幾千年且從未間斷的文明，中國文學就理所當然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大學課程中，講授世界文學不包括中國文學顯然是行不通的，這與中國的傳統也不相符合。

　　早在先秦時代，面對各諸侯國紛爭的局面，中國的先哲便提出了一種“天下觀”，認為可以通過擴張和征服來實現天下（世界）的統一。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類似于古希臘的世界主義的不同版本。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將其具體化了。可見，古代中國的先哲從來就沒有將中國與世界隔絕，而是自認為居于世界的中心，也即所謂的“中央帝國”(Middle Kingdom)，所以我們現在提出將外國文學回歸到世界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歸到原初的邏輯起點。

　　人們也許要問，筆者為什么要提出這一“轉向”？它對我們當下全球唱衰文科的情勢能起到何種反撥作用？再者，它之于我們的文學研究有何助益？筆者認為我們現在提出這一“轉向”主要有下面三個理由。

　　首先，我們主張以世界文學來代替外國文學，可以借助于這個平臺將中國文學也納入世界文學教學和研究，這樣便可以使我們的學生了解世界文學的全貌以及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的大語境下究竟處于何種地位。

　　其次，我們可以在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學背景下，以世界文學的經典作家作為參照，對中國文學及其作家作品的成就及原創性特征作出準確的、恰如其分的評價。

　　最后，有了世界文學的背景作為參照，我們就可以像自然科學學者那樣，將自己的文學研究論文不僅首先發表在國內學術期刊上，同時也可以用世界通用語英語改寫后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由此，我們就真正走向世界而且走進世界了。

　　總之，習近平的世界文學觀不僅對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教學和研究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它本身也可以作為一種獨特的原創性理論在國際學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說，本文的探討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23ZD0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