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惑︱劉強：在現代社會中踐行傳統倫理
來源：《走進孔子》雜志作者：劉強 2025-01-26 17:31
問：讀經典時，總感覺不得要領，容易停留在表面，無法深入下去。怎樣讀書才能更好地體悟中華經典中蘊含的深刻思想呢？
答：我以為，讀經典應該具備三種能力：一是想象力。北宋大儒程頤提出了一個“方便法門”，他說：“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圣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一句話，讀《論語》要能做“情景還原”，也就是要有想象力，切忌死記硬背，熟視無睹，心不在焉。一般人都認為《論語》雜亂無章，沒有系統，其實不然。《論語》毫無疑問是經過精心編撰的，所以才能綱舉目張，環環相扣。比如《學而》篇前四章：第一章是“子曰”，第二章是“有子曰”，第三章又是“子曰”，第四章是“曾子曰”，這樣的編排看似零亂，實則體現了編撰者的匠心。我們從中可知，有子和曾子的弟子一定參與了《論語》的編纂。“有子曰”和“曾子曰”之間，插入一句“子曰”，顯然是曾子弟子的安排，以此來表明，曾子作為孔子的高足，學問和地位皆不在有子之下。這說明《論語》的編纂是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前后接力和微妙博弈的結果。透過《論語》的篇章肌理和深層結構，我們可以猜想和觸摸到二千五百年前的歷史現場和生命律動，甚至可以感受到孔子和弟子們的呼吸、聲氣和心跳。、
程頤像
二是思考力。《論語》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禮記·學記》也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都是在強調思考力的重要。思考力有兩個方向：一是向外，我們對古圣先賢的論說，要能切實理解并提出懷疑；一是向內，對今人的觀點和自己的成見，也要反躬自問與反思批判。兩者缺一不可。比如，《論語·學而》中孔子說：“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我們首先會問：如果父親是個壞人，難道也要不改其道嗎？這便是向外思考，在看似不疑處有疑。但另一方面，我們絕不能滿足于這種自以為是的質疑，還要想，孔子說這話的具體語境是什么？如果父親是壞人，孔子還會說這樣的話嗎？還有，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一年或十年，甚至永遠？……這樣一來，我們便會發現自己的質疑也許太過輕率，然后再去查找更多的相關文獻資料，就會知道，這里的三年或許跟三年守孝之禮有關，而孔子這句話應該從歷史和文化語境中去正面理解。換句話說，如果孔子竟然要我們去繼承父親不好的道，那孔子也就不是孔子了。有時候，我們的質疑看似深刻，其實有著故意抬杠和吹毛求疵的嫌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學養和智識有限，尚未切實明白經典的真義。這樣反躬自問一下，或許我們就不再僅從今天的視角去看問題，而有了對歷史和經典的“了解之同情”，或者“溫情與敬意”。
三是行動力。我們還以《論語》為例。要知道，《論語》不是知識性的文獻，它是人倫情感、人生價值和生命智慧的結晶。《論語》是一部生命之書、悅樂之書、自信之書、君子之書，更是實踐之書。什么實踐呢？就是如何做人、成人、立人、達人、愛人的實踐。《論語》開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通常的理解是“學習了知識和道理，并且時常溫習和復習，不也很快樂嗎？”其實這樣解釋不僅與孔子的原意大相徑庭，也與我們學習的切身感受不符。試問今天的孩子，白天上課學習，晚上回家做完作業，溫習、復習到12點，真的快樂嗎？肯定不快樂。問題出在哪里呢？關鍵在于對“習”字的解讀上。要知道，“習”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數飛也”，所以不能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溫習和復習。我在《論語新識》中這樣翻譯這句話：“學了知識和道理，并能時時實習和踐行，不也很愉悅嗎？”我以為，孔子所談的正是學以致用、行其所知、知行合一的快樂。否則，知行脫節，知而不行，把學問和實踐分成“兩張皮”，哪有什么快樂可言呢？
子貢曾問什么是君子，孔子說：“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認為行在言先、言行一致的人才是君子。《中庸》也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可見中國傳統的學問，不是知識點的記誦，而在于能否學以致用，身體力行。王陽明特別強調“知行合一”，他在《傳習錄》中說得好：“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這些話猶如警鐘長鳴，對于今天注重以考試成績作為評價標準的教育，是具有棒喝作用和借鑒意義的。讀了經典，我們會知道，紙上的知識固然重要，但若不能真正付諸實踐，行其所知，那么到頭來，我們還是一無所知。
程頤在談到讀《論語》的境界時曾說：“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后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后知好之者，有讀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說：“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這兩段話意味深長，說明讀《論語》不僅能夠帶給我們快樂，還能變化我們的精神氣質，提升我們的修養境界，豐富我們的智慧生命。
問：《論語》中“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句該如何解讀才合情合理？
答：我在《論語新識》中對此章有細致的分析，此處擇要談一談。這里的“女子”究竟何所指，一般有三種說法：一種是將“女子”視為“臣妾”，如朱熹《論語集注》就說：“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認為不可以仆妾微賤而輕慢忽略，雖然言之有理，但取消了夫子的批評力度，屬于過度闡釋。第二種認為“女子”特指衛靈公夫人南子。楊義先生《論語還原》就指出：“唯有回到本真的歷史現場，才會發現，《衛靈公》篇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與《陽貨》篇‘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之間，存在著隔章呼應，相互闡發的關系。所謂女子對應于南子，指的是女色；小人對應于彌子瑕之類，孔子之言乃是為其在衛國遭遇的特殊情境而發，指責為政者不能沉迷于女色與小人。”這一解釋頗具歷史現場感，也許比較接近事實。第三種以為“女子”泛指一般女性。如皇侃《疏》：“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甚至還有更具“顛覆性”的看法，將“女子”解釋為“汝子”，與“小孩子”畫上等號，難免有些“過猶不及”。
其實，“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只是一個事實判斷，并非價值判斷。并未刻意貶低女性，抬高男性，只是對女性中一部分人或女性共存的某一部分性格特征，據實予以描述而已。換言之，就像“小人”常常指男性一樣，這里的“女子”大概是特指“女小人”或者“小女人”，就像今天所謂的“作女”。南懷瑾先生《論語別裁》就說：“孔子說女子與小人最難辦了，對她太愛護了，太好了，她就恃寵而驕，搞得你啼笑皆非，動輒得咎。對她不好，她又恨死你，至死方休，這的確是事實，是無可否認的天下難事。但問題是，世界上的男人，夠得上資格免刑于‘小人’罪名的，實在也少之又少。孔子這一句話，雖然表面上罵盡了天下的女人，但是又有幾個男人不在被罵之列呢？我們男士，在得意之余，不妨捫心自問一番。”此說頗得折中調和之趣，值得玩味。
南懷瑾先生
楊朝明先生從《說文解字》“保，養也”的訓詁出發，認為《尚書·康誥》“小人難保”一句，是指“小人難養”，進而指出：“就政治管理而言，孔子此言是說對待‘女子’與‘小人’都應當心存一份敬畏和戒懼。……不論為人處世還是為政治國，都必須處理好與‘女子’‘小人’的關系……孔子此語，或許包含有對‘女子’和‘小人’的重視、關注與深切體察。”（《孔子“女子難養”說新論》，《理論學刊》2010年第2期）這個說法令人耳目一新，也值得參考。
問：“親親相隱”是不是意味著家中長輩犯法，我們知道后要包庇他們？
答：“親親相隱”的問題，幾乎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思辨性、也最“燒腦”的問題之一，曾引起學術界廣泛而持久的爭鳴。有些學者認為“親親相隱”是包庇犯罪，容易滋生腐敗，從而將儒家的親情倫理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恕我直言，這樣的觀點在邏輯上根本不能成立。孔子主張“親親互隱”，并不是認同“其父攘羊”，也不是希望他“逍遙法外”，其出發點不是包庇犯罪，而是站在人道立場，絕不贊同處于強勢的公權力以“鼓勵”甚至是“立法”的形式，引誘和迫使處于弱勢的個體，選擇主動“告發”或“加害”自己的親人！孔子深刻地洞察到，鼓勵一個孩子告發父親帶來的危害，要遠遠大于一只羊的損失！“腐敗論”者在討論“親親互隱”的問題時，常常忽略了孔子不是在談法律問題，而是在談“正直之道”。
我在《四書通講》中將“親親相隱”的分析放在了“正直之道”中，而正直之道不僅關乎道德，更關乎智慧。我從君父之辨（內外）、經權之辨（生死）、情法之辨（公私）三個角度對此問題予以辨析。結論是：那種把“親親相隱”視為“腐敗”之源的觀點，無疑是把先賢對此問題的“形上”思考，不費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處理，孔子明明是在談“性與天道”，腐敗論者卻將話題“壓縮打包”，使哲學問題降格為政治及法律問題。
《四書通講》書影
如果說我對這一話題有什么“貢獻”的話，那就是將現代法理中的“沉默權”概念引入了對“親親相隱”問題的討論。“沉默權”含義有三：其一，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拒絕說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詞，以免法庭對他量刑過重；其二，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聘請律師，為其做無罪辯護；其三，如其無力請律師，法庭有義務為他指定律師，而律師的職責則是盡力為被告人做辯護，使其依法享受應該享受之基本權利。試問，既然連被告人都可享有“沉默權”，憑什么要求其直系親屬必須告發他呢？準此，則親屬亦當依法享有同樣的權利。親屬當然無權充當辯護律師，但保持沉默、避免讓親人遭受更嚴厲的司法處罰，此為人性之本能心理和情感，哪怕作為一種人性的弱點，亦應當被法律制定者充分理解和尊重，如此方能制定善法，形成良治，營造和諧社會。
因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倫理建構和制度設計上充分注意到公權與私權、法律與情感、仁道與直道等諸多因素的兼容與平衡，故“親親相隱”或者“容隱權”的思想，一向為歷代法律所采納和貫徹。當然，根據“經權之辨”的原則，既要“與立”，又要“與權”，這才是智慧境界。所以“親親相隱”絕不是沒有適用邊界的，不是親人的所有罪錯都在“相隱”的范圍內。比如漢律就規定：“小罪可隱，告者有罪。”“大罪不可隱，隱者連坐。”這又是對“隱”的程度和范圍的一種制約和調適。我們知道，西方文明中同樣有“親親相隱”的思想。這充分說明，孔子的親情倫理思想具有“頂層設計”和“為萬世立法”的價值和意義，堪稱“措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
（劉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詩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詩學研究集刊《原詩》主編。央視《百家講壇》主講嘉賓。）
編輯：董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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