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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國外專家學者“齊魯訪學駐研計劃”是為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議，深化文明交流互鑒，由山東省委宣傳部指導，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山東大學共同發起，山東出版集團大力支持，立足山東儒家文化資源富集優勢，架設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橋梁的一項重要舉措。

　　中國孔子網特開辟專欄，刊登部分駐研學者的高質量學術文章，以饗讀者。本期推出意大利聯合校園大學副教授杜斯佩（Giuseppe Ginepro）文章《正義之道與選賢任能之世——釋<禮運>首章》。

“齊魯訪學駐研計劃”訪問學者，意大利聯合校園大學副教授杜斯佩

　　正義與選賢任能是穩定政治體系的基本要素，其特征在于以公平與集體福祉促進公共和諧的追求。本文認為，《禮運》開篇所倡導的正是正義與賢能政治，而非反等級制或無差別的平等主義。首先，本文通過鄭玄注疏論證這一公正政體的理想；其次，結合楊天宇注及《論語》，闡明該理想與儒家理想政體的契合性；最后，基于康有為及《論語》的詮釋，本文論證《禮運》所傳承的儒家正義觀對構建當代賢能政治體系具有根本意義。

　　本文首先考察《禮運》所倡導的政體形態。經文宣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鄭玄注認為，《禮運》之理想政體契合“正義”與“大同”原則。在此政體中，正義通過“大同”得以實現——其以特定方式建構社會關系，使個體各依其才、各盡其用。統治者“讓位于圣”，確保治權不為世襲特權所壟斷（“不獨親其親”）。《禮運》將此原則推展至社會倫理：子女之孝不限于生父，君長之慈不囿于己子。鄭玄指出，此種普遍化的情感消除了偏私，使“選賢任能”得以暢通無礙。由是，民眾既能實現道德完滿，又可享有分配正義。加之個體各得其位、各盡所能，故無人遭受匱乏，終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的無匱乏社會。此框架最終達至“大同”理想，實現“和寧”之境。要之，《禮運》明確構建了一個兼具正義性與包容性的政體模型。

　　第二個核心問題在于：《禮運》所倡導的公正大同政體是否契合儒家政治理想？楊天宇的注疏明確指出，古代圣王的“大道”集中體現了儒家政體的精髓。這一闡釋與《論語·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理模式相互印證，更得到《孟子·滕文公下》的進一步支持——該篇警告世人，背離先王之道將導致政治衰敗，而這種衰敗根源在于統治者未能持守此種正義標準。楊天宇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段經文譯為現代漢語時，明確將《禮運》與儒家統治范式相聯系。他的譯文特別強調：這一“大同”世界與公正賢能政體至今仍具典范意義，正是因其能夠培育社會信任與和諧。從根本上說，這些原則的可欲性反映了儒家“大同”社會的崇高理想。總而言之，《禮運》為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一份權威藍圖。本文最后探討的核心問題是：《禮運》所呈現的典范性儒家政體，對當代賢能政治與正義理論是否仍具現實意義？康有為曾尊《禮運》為“萬國之至經”，其《大同書》更將“大同”理念視為現代政治制度的根基。鑒于“大同”思想在《禮運》儒家理想中的核心地位，康氏力倡此種政治模式。尤為關鍵的是，《禮運》絕非主張反等級制度或絕對平均主義的烏托邦，而是提出了一種能夠培育賢能政治的儒家正義觀。在此意義上，《禮運》實為儒家治理思想的宣言書。這一理念與《論語》的治國思想高度契合——以道德修養為基礎的統治確保賢能之士得以執政。同樣，《禮運》中的儒家政體通過德才而非強權確立統治合法性。正義與平衡構成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誠如《論語》所言：“君子周而不比”。與《大學》相仿，《禮運》將治理根基深植于親親之情，儒家行政皆通過合宜的禮制實踐得以體現。因此，《禮運》與儒家核心經典共同構建了一個理想的“公正”與“大同”政體。對康有為而言，《禮運》更是孔子“微言大義”的真傳。《禮運》開篇所提出的賢能公正政體，不僅提供了極具說服力的儒家正義框架，其現實意義至今未減——要實現其中描繪的賢能政治愿景，就必須積極踐行它所指引的正義之道。

　　在沖突與失序的時代背景下，《禮運》的政治愿景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該文本闡述的儒家框架之所以保持當代價值，正是因為它推進了一種賢能政治的理想。采用《禮運》的進路不僅能夠促進更大的正義與大同，還將在我們時代的所有國家中培育和諧與和平。《禮運》和儒家政治思想所強調的原則仍然需要我們認真考量。當政治制度必須持續應對正義和賢能治理的問題時，尋找這些挑戰的可行解決方案變得日益緊迫。在此背景下，《禮運》提供了值得仔細考察的寶貴洞見。該文本提出的具體建議可能有助于解決這些長期存在的政治困境，使其研究既及時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