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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從青磚黛瓦的古村落，到口耳相傳的民俗故事；從春播秋收的農耕智慧，到孝老敬親的鄉風家訓……鄉村文化既是有形的物質遺產，更承載著“鄉愁”這一最為深沉的情感歸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深入挖掘、繼承、創新優秀傳統鄉土文化”“要讓有形的鄉村文化留得住”“要讓活態的鄉土文化傳下去”。在文化強國建設中，鄉村文化是重要一環，也正迎來重新審視自身價值的歷史契機。如何找尋鄉村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發展坐標，讓其既不失本真又接軌時代？光明智庫第7期文化強國論壇聚焦“文化強國，鄉村何為”，邀請專家學者在歷史縱深與現實語境中探尋鄉村文化振興之道。

　　與談人

　　李炎云南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文化和旅游部云南大學國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邵明華山東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歷史學院教授

　　薛可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院副院長

　　周建新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實驗室執行主任

　　主持人

　　本報記者陳之殷陳恒

　　1.鄉村文化的內涵與價值

　　光明智庫：談及鄉村文化，一些人會先入為主地產生“土”“落后”等印象。但也有人認為，農耕文明是中國文化的基石，鄉村文化是一種情感歸依。在文化強國建設中，鄉村文化有何獨特價值，應該如何全面理解鄉村文化的內涵？

　　邵明華：農耕文明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鄉村文化植根于農耕文明，是鄉民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總和，是維系鄉村社會延續發展的基石與紐帶，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物質文化是歷代鄉村創造滿足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主要包括傳統村落、特色民居、文物古跡、飲食文化、服飾文化、農耕農具、手工技藝等；精神文化是鄉村長期以來形成的影響鄉民行為規范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具體表現為家風家訓、節慶民俗、民間藝術、民間文學等；制度文化是鄉村在社會治理方面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主要表現為鄉規民約、禮儀規范、教育制度等，對于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穩定延續與和諧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不難看出，鄉村文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它始終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繁衍發展的具有本源意義的主體文化。

　　周建新：把握鄉村文化的獨特價值，關鍵恰在于理解“土”字。這個“土”，絕非“土里土氣”，更不是“土得掉渣”，而是“鄉土”“本土”“泥土”，它是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核心載體，蘊含多重深刻內涵。其一，“鄉土”彰顯中華文明的原生性與多樣性。鄉村文化是特定水土、氣候與人文交融的產物，帶有獨特“原產地”印記，如被譽為“傳統文化活化石”的客家文化，其土樓、圍龍屋、圍屋等鄉土民居凝聚著客家族群的生存智慧，客家山歌傾訴著南方山地丘陵生活的情愫。這種原生性與多樣性的“鄉土文化”，構成了中華文化“百花齊放”的圖景。其二，“本土”承載中華民族的根本性與連續性。鄉村是農耕文明的載體，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與“耕讀傳家”的價值追求，沉淀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庫”。這些傳統文化基因有助于文脈接續，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其三，“泥土”體現中華文化的人民性與鮮活性。鄉村文化由勞動人民創造，帶著生活溫度，能滋養人心、凝聚社會、慰藉鄉愁。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它為民眾提供可感可知的精神家園，是增強文化認同的堅實土壤。

　　光明智庫：如何理解農業、農村、農民與鄉村文化之間的關系？鄉村文化是否僅限于“三農”范疇？

　　薛可：農業是鄉村文化的“體”。鄉村文化的形態和節律都植根于農業生產活動之中。例如，“二十四節氣”不僅是指導農事的歷法，更逐漸演化為一系列生活習俗和價值觀念，農具的演變、作物的選育、種養的方式等均是塑造鄉村文化的形體。農村是鄉村文化的“場”。古鎮、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等是鄉村文化固化于空間的形態，從村莊的選址布局到建筑的風格樣式再到阡陌縱橫的田野，都服務于并反映了當地的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構成了鄉村文化的場域。農民是鄉村文化的“魂”。文化終究是人的文化，世代生活在鄉村大地上的人，既是農業的生產者，也是鄉村文化的創造者、實踐者和傳承者。當然，我們也不能將鄉村文化局限于特定領域來理解。就像文化不應局限于文人，鄉村文化也不應局限于鄉民。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農耕文明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無論是古代文人還是現當代知識分子，都深受鄉村文化的影響并賦予鄉村文化以更為豐富的內涵。鄉村文化的存在，規范著生產的倫理、塑造著社會的秩序、凝聚身份的認同和集體歸屬感，更成為中華文化的鄉風、鄉韻、鄉愁之所在。

　　李炎：在文化強國建設中，應避免將農業簡化為產業、農村等同于景觀、農民客體化、鄉村文化標本化。農業、農村、農民與鄉村文化之間構成一個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形成“生產－主體－空間－符號”的閉環，更塑造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對于人與自然、生產、社會關系的理解。其一，農業作為人類利用土地獲取生存資源的方式，決定了鄉村社會的經濟形態。農耕技術的演進塑造了農民的時間觀、空間利用與生態倫理，并衍生出祭祀谷神、社火等民俗活動。稻作文化催生“飯稻羹魚”的飲食傳統，游牧業則形成與遷徙相關的口頭史。其二，中國農村聚落孕育了豐富的空間結構，如祠堂、井臺、打谷場等。北方四合院體現家族倫理，土樓反映協作防御，大理白族三坊一照壁展現漢民族與邊地文化融合，傣族村寨則映射熱帶生態與信仰。其三，農民是文化創造與變革的主體。從“實用理性”出發，他們構建了以二十四節氣為代表的鄉村知識體系。在現代化背景下，農民通過短視頻、鄉村文旅與文化產業重構“田園牧歌”敘事，展現了鄉村文化的適應能力與內生動力。

　　2.鄉村文化發展的實踐探索與經驗

　　光明智庫：各地在鄉村文化發展方面有哪些實踐探索或經驗？成功的鄉村文化發展模式或案例體現出哪些共同特點？

　　薛可：這方面成功的探索或模式主要有四個共同特點：第一，尊重本源，挖掘鄉村文化“真內核”。成功的案例無一不是從對本地歷史文化和生態的敬畏出發，深入挖掘本地最具農耕特質、民族特色、地域特點的文化基因。例如，許多古村落的復興，首要任務便是保護修繕古建筑；一些手工藝的挖掘與保護首先要做的是拜訪老藝人、整理口述史，恢復傳統工藝。對文化本真性的堅守是鄉村文化項目獲得持久生命力和獨特魅力的基礎。第二，創意轉化，賦予鄉村文化“新表達”。鄉村文化發展成功的秘訣之一在于將靜態的文化資源通過藝術創意設計以及科技融合等手段轉化為動態的、可體驗的、符合現代審美和消費需求的文化產品與服務。例如，貴州榕江的“村超”聯賽把足球賽事與當地鄉村的民族文化、非遺文化、特色美食、淳樸民風等結合起來進行融合式創新表達，實現了文化資源的現代轉化。第三，以人為本，構建鄉村文化“共生體”。鄉村文化建設本質上是為了服務于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成功的鄉村文化發展模式能夠確保發展成果惠及當地，充分調動村民乃至社會大眾保護和傳承鄉村文化的內生動力。例如，浙江諸暨楊家樓村利用當地鄉賢建立的文化基金支持本地開展春節球賽、元宵燈會等公共文化活動，推動村里的文化禮堂成為“鄉村客廳”，打造了亮麗的鄉村文化名片。第四，多元業態，打造鄉村文化產業“活力鏈”。農業的功能正在拓展，文化價值也成為新時代農業的新價值面向，它依托核心文化IP，延伸出鄉村文創產品開發、鄉村文化節慶活動策劃、鄉村文化教育課程、鄉村文化度假服務等一系列產業鏈條。這種多元化的鄉村文化創意產業結構形成了一個可持續的、能夠自我“造血”的良性鄉村文化發展循環系統。例如烏鎮的橫港村以“詩畫水鄉”作為鄉村文化建設亮點，將村里的閑置用地改造為藝術中心、繪本館、書院、花園等，把純農業畜牧產業主導的村落改造成“藝術+鄉村+親子教育”的文化村。

　　邵明華：鄉村文化傳承發展有多種形式，一是公共文化性質的傳承，二是文化產業性質的發展。公共文化傳承主要體現為價值觀念等精神文化資源在鄉村延續和發展，產業層面的傳承則表現為鄉村文化資源的創意轉化和利用。在當前我國鄉村文化發展的實踐中，鄉村特色文化產業發展是一大亮點。如山東依托豐富的鄉村文化資源，在長期探索與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手工藝產業、書畫產業、文創農業、鄉村文化旅游產業等四大特色文化產業類別，涉及近30個細分產業主體。山東鄉村文化發展形成了在非遺生產性保護基礎上的創意生產模式、基于產業融合導向的文旅農在地化融合模式、基于互聯網思維的小微企業網絡化經營模式、基于產業集聚的規模化生產模式、基于“文化走出去”的特色文化產品出口模式等五種較為成功的發展方式和路徑，其成功經驗在于鄉村能人的引領帶動、特色文化產業集聚發展、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特色文化產品開拓國際市場等方面。

　　光明智庫：剛才大家談論了很多鄉村文化發展的可喜之處，那么當前鄉村文化發展還存在哪些短板？

　　李炎：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生產方式、生活觀念與社會結構帶來深刻變遷，如何在保護與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成為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議題。比如有一些手工藝瀕臨失傳，年輕人對鄉土文化認同弱化，傳承人老齡化嚴重。同時，短視頻等新媒介加劇外來文化滲透，本土文化被邊緣化。而一些文化開發停留于表層符號，難以融入當代生活，也缺乏可持續發展動力。我們需要思考鄉村文化的現代化適應問題。鄉村文化現代化并非拋棄傳統，而是創造性轉化。唯有兼顧傳承與創新，方能培育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鄉村文明。

　　周建新：我國鄉村文化建設成效顯著，但依然面臨諸多結構性挑戰。除了李炎教授談到的邊緣化等問題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是開發“表面化”造成內涵流失。部分地區鄉村文化建設重“形”輕“神”、重“物”輕“人”。古村落、古建筑雖修繕一新，但其承載的鄉規民約等文化內核卻被忽視。“拆真文物建假古董”容易讓文化淪為消費“景觀符號”和商業“表演項目”，脫離原有社會功能與生活語境。此外，一些鄉村文化項目依賴政府“輸血式”投入，缺乏自我造血的可持續模式。文化資源與旅游、教育等產業融合不深，價值轉化路徑不暢，未形成完整產業鏈。還需要進一步激發群眾參與的內生動力，吸收更多專業運營人才。

　　3.誰來發展鄉村文化

　　光明智庫：發展鄉村文化是一個系統工程，誰應該成為發展鄉村文化的主體？在推動鄉村文化發展中，政府應扮演什么角色，又該如何調動年輕人的積極性？

　　邵明華：政府、企業、專家學者、鄉村文化能人以及全體村民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首先，文化保護工作具有公共屬性，需要政府支持和資源投入，如鄉村非遺傳承、精神文明建設等。其次，以企業、社會組織、高校、媒體等為代表的社會力量是鄉村文化建設重要角色，能夠幫助解決鄉村文化發展需要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管理等諸多問題。最后，村民作為鄉村的主體性存在，與鄉村文化同體共生。其中，鄉村文化能人在鄉村特色文化傳承、文化產業發展等方面顯示出突出的引領性和帶動性，廣大青年是鄉村文化建設中極具成長性的建設主體。

　　李炎：政府作為鄉村文化發展的引導者與服務者，其角色正由“宏觀制定”轉向“精準賦能”。比如，通過鄉村振興促進法等頂層設計，構建文化發展法律框架；統籌財政、人才與技術，推動如“非遺基金”“數字鄉民”培訓等項目進行資源協調；通過建設文創園、提供專業指導，降低文化創新門檻、服務賦能。在現有政策支持下，鄉村文化發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體上說，現在的資金支持大多偏向硬件，對內容創新支持不足；技術應用還停留于展示層面，缺乏產業融合；對參與主體的積極性調動不夠。政府部門應進一步精準化資金投入，鼓勵村民組建文化合作社，建立收益共享機制，激發各方主體協同參與。

　　薛可：青年群體是當下和未來發展鄉村文化的關鍵主體。一方面，年輕人擁有開闊的視野、較為前沿的理念和嫻熟的數字技能，能夠理解現代市場的運作邏輯和消費者的審美需求，因此更容易將鄉村文化用現代人聽得懂、愿意看、樂于參與的方式重新包裝和呈現；另一方面，年輕人為鄉村帶來了活力和人氣，有助于組織新的社群、建立新的連接，吸引更多的人關注、走進鄉村，緩解鄉村老齡化和人才不足等問題。一是擴大鄉村文化建設的參與渠道。比如在村級組織中為年輕人設置文化類專項崗位，鼓勵他們參與鄉村風貌改造、旅游開發等事務的商議，促使他們成為鄉村文化的共建者。二是完善鄉村文化建設的支持網絡。一方面，將年輕人與村里的老工匠、非遺傳承人等“鄉土專家”進行匹配，讓他們在技藝和鄉村文化經驗上得到言傳身教；另一方面，建立屬于年輕人的文化建設支持社群，讓年輕人共享文化建設的資源與力量。三是發揮社交媒體的動員激勵效能。既要發揮社交媒體即時性傳播和互動式反饋的優勢，通過社交平臺積極聽取和收集年輕人對于鄉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又要對鄉村青年群體進行針對性輔導，提升他們有效參與鄉村文化社會化傳播的能力。四是完善農村生活配套設施。既要補齊公共服務的短板，如在教育、醫療、網絡、交通等生活設施上提供便利；又要營造符合青年人需求的生活空間，如支持年輕人利用閑置土地空間改造兼具鄉土氣息與現代審美的公共空間，如鄉村書屋、社區咖啡館、小劇場、籃球場等，豐富鄉村文化業態。

　　周建新：吸引年輕人參與鄉村文化建設，要解決年輕人“為何回、如何為”的問題。一是動之以情，喚醒文化歸屬感。用短視頻、動漫游戲等年輕人喜愛的方式包裝傳統的鄉村文化，使其成為“新時尚”；通過研習營、尋根之旅等沉浸式活動，讓年輕人感受鄉土之美，建立情感聯結。二是曉之以理，擘畫事業發展圖。既要讓他們看到鄉村是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更要構建起渠道暢通的參與機制，通過搭建“鄉村創客空間”“青年文創聯盟”等平臺，在鄉村治理和公共事務中賦予青年話語權，從“旁觀者”“合伙人”成為“主人翁”。三是導之以利，夯實事業基本盤。大力推進鄉村文化與產業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文創開發、研學旅行、數字鄉建等新業態，為青年返鄉創業開辟前景廣闊的“新賽道”。政府需在金融信貸、稅收優惠、人才補貼等方面“精準滴灌”，切實幫助青年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收益，讓他們在故土既能“安放鄉愁”，更能“成就夢想”。

　　4.如何發展鄉村文化

　　光明智庫：如何實現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邵明華：發展鄉村文化，必須系統統籌、科學規劃。一是因地制宜制定鄉村文化建設發展規劃。當前專門的鄉村文化建設發展規劃還較少，各地應結合自身實際做好這一工作。二是加強鄉村文化資源的基礎性研究，深入挖掘鄉村文化的內在機理、歷史源流，在此基礎上推動文化資源的創意轉化和利用。三是大力發展鄉村特色文化產業。比如研發有鄉村文化特色的文創產品，策劃實施鄉村特色文化產業項目，創建鄉村特色文化品牌，促進鄉村文化通過創意設計與現代生活相連接。

　　做好這些工作，必須深化基層文化制度供給。一是建立健全縣域層面鄉村文化建設的跨部門協同機制，確保規劃、政策及時接軌，實現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共享。二是加強縣、鎮兩級文化部門力量，充實年輕骨干。三是在具備文化產業發展基礎的行政村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培育鄉村龍頭文化企業，探索鄉村文化產業聯合體建設。四是深化實施鄉村文化特派員制度，推動優質文化人才資源直達基層。五是培育鄉村文化能人。多措并舉吸引城市青年、大學生投身鄉村文化建設實踐。

　　李炎：產業融合是促進鄉村文化發展的重要方面。中國鄉村文化資源多樣，涵蓋農耕技藝、民俗節慶、傳統建筑與生態智慧。實現文化資源轉化，需立足鄉村實際，融合現代產業需求，走差異化發展之路。一方面，認識并完善鄉村文化資源轉化的基礎條件。在保留原真性的同時，挖掘生態理念、工匠精神等現代價值，進行價值提煉。建立文化檔案庫，明確產權，防止無序開發。優化設施、提升服務，完善交通、網絡與展示平臺，增強文化體驗感。另一方面，在把握關鍵要素基礎上探索差異化發展路徑。比如發展文旅時，打造沉浸式古村體驗（如安徽的宏村），開設農耕課程研學，結合當地優勢發展康養（如巴馬的田園療愈業態）。打造文化IP，進行科技賦能。推動文化走廊建設、發展驛站經濟。同時，應關注城鄉協同與可持續發展。推廣“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保障農民收益；設定生態保護紅線，防止過度商業化。主動對接市場需求，如根據“鄉愁經濟”開發相應產品。

　　周建新：從融入現代生活的角度來看，關鍵是打破文化遺產與日常生活的隔閡，實現“基因”轉譯。一是生活化植入，提煉傳統美學元素與實用功能，與現代設計結合；二是藝術化轉碼，運用當代表演、視覺、數字等藝術形式二次創作；三是IP化塑造，提煉代表性文化符號構建人格化IP，進行全產業鏈開發，形成從動漫到文創衍生品的價值鏈條。鄉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必須以對文化本體的深刻理解和敬畏為前提，方能在創新中不迷失方向，在轉化中不消解內涵。

　　薛可：我從數字技術的角度談一下。數字技術可以在采集存儲、展示、傳播與價值轉化等環節賦能鄉村文化發展：一是數字化典藏。對于文物古跡、農業遺跡等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建立“數字孿生”檔案；對于民間藝術、手工技藝等非遺，可以通過高清攝錄、動作捕捉、口述史訪談等方式對其進行全方位的記錄。二是沉浸式體驗。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術，對鄉村文化進行立體化、全景式再現，提供可觸可感的全新文化感知。三是數字化傳播。借助數字化傳播矩陣，展示優美的鄉村風光、傳統美食、工藝技藝，讓鄉土故事突破原有的地域和圈層，觸達更廣泛的受眾。四是產業化賦能。一方面，可以通過電商開辟特色農產品、非遺手工藝品、非遺文創產品的直銷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將鄉村獨特的文化符號（如民間傳說、手工技藝、節慶民俗活動等）進行數字化IP開發，實現文化價值的持續變現和產業升級。

　　5.在現代化進程中留住鄉愁

　　光明智庫：如何更好地把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有機結合起來，在現代化進程中留住鄉愁？

　　周建新：現代化與留住鄉愁并非對立關系，平衡的關鍵是在推進鄉村現代化中，保護、重塑并升華“鄉愁”載體，構建“形、業、神”三位一體的新型鄉村發展范式。在“形態”上，追求“和而不同”的現代化，留住鄉愁的“形”。要建設好現代化基礎設施，比如用現代技術加固地方特色民居、改善內部條件，同時要保留承載鄉愁的村莊格局、建筑風格、田園風光等要素，尊重其與周邊山水的和諧關系。在“業態”上，培育“根植本土”的現代化，激活鄉愁的“業”。摒棄破壞鄉村生態與人文的傳統工業，發展生態農業、休閑旅游等綠色、文化新業態，開發新場景，提升新體驗。在“神態”上，滋養“血脈相連”的現代化，守護鄉愁的“神”。借助現代治理手段和傳播技術，傳承弘揚鄉村優秀傳統美德與人文精神。即便生活方式現代化，崇文重教的家風、敬老愛親的倫理等鄉愁靈魂，也應在現代化中被堅守。

　　薛可：首先，堅持“文化保護優先于開發”。鄉村文化遺產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開發利用必須以不損害、不透支文化基底為絕對紅線。一方面要做到規劃先行、謀定后動，在開發項目啟動之前必須對區域內的鄉村文化資源進行系統性的普查、甄別、評估與分級，實行精細化的“分區管控”；另一方面確立負面清單，約束資本行為，明確禁止那些對文化生態有顛覆性破壞的開發模式，如過度商業化、主題公園化、驅逐原住民等。其次，推行“以用促保”，實現兩個融合。一是人與空間的融合，對鄉村民居進行微改造，在保留傳統風貌的同時，植入現代化的廚衛、網絡等設施，鼓勵村民在故土安居樂業；二是文化與生活的融合，對于鄉村地區的眾多非遺，要深入挖掘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價值，使其能夠普及到尋常百姓家中，內化為一種自覺的生活方式。最后，實施“創意轉化，價值再造”。運用現代智慧和審美，對鄉村文化基因進行重新編碼和價值再造，如挖掘鄉村獨有的文化符號、民間故事、傳奇人物等，通過設計和故事包裝使其能夠與當代市場和消費需求對接，將鄉村無形的文化體驗轉化為可供消費的服務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