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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發表演講時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指出“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隨后，他在多個重要場合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在學理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構建的國際關系學綱領性概念，體現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對于國際關系本質和發展趨勢的理解，反映出“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的中華文明智慧；在實踐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西方霸權主義思維下的等級式國際秩序觀，創造性描繪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美好世界藍圖。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大理念，創造性揭示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價值基礎與實踐路徑，形成了一套邏輯自洽、內涵豐富的理論體系，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鮮明體現。

　　批判超越：共同體思想的當代范式創新

　　傳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社會首先出現在歐洲，然后才逐漸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非西方國家只有在接受由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和制度后，才能被接納為國際社會成員。進一步而言，西方國家在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時具有相似的文化基礎和制度基礎，因此更易形成共同體。卡爾·多伊奇曾提出，共同體意味著群體中的一部分個體就通過和平變革方式解決共同面臨的社會問題達成了共識，而和平變革意味著要通過制度化的程序而非使用武力來解決各類問題。從定義看，傳統上的共同體概念主要聚焦安全領域，因此通常將成員國之間不會彼此使用武力、選擇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機制稱作安全共同體。

　　伊曼紐爾·阿德勒和邁克爾·巴涅特也認為，安全共同體是一種由主權國家所構成的跨國區域，這些國家的人民對于和平變革擁有穩定的預期。這種安全共同體具有三個典型特點：第一，共同體的成員擁有共同的身份和價值觀。第二，共同體成員之間存在著諸多領域內的直接互動關系。第三，共同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互惠性，其成員更加關注長遠利益，且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性。上述學者關于安全共同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規范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互動，相對于僅從成本收益角度理解國家行為是一種進步。

　　然而，這些西方學者所提到的共同體仍然是一種“狹隘的”共同體，因為其成員只局限在西方國家之間，比如西方政治學經典理論“民主和平論”就認為“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主要是以所謂制度相似性和文化身份規定共同體的成員準入。在這種話語邏輯下，西方國家彼此之間如果要構建起集體身份，就需要塑造同這些國家相對立甚至是敵對的他者。在冷戰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就被當作建構西方安全共同體所必需的集體身份的他者。冷戰結束后，由于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立不再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矛盾，一些西方國家轉而通過“制造”外部威脅來維系自身的集體身份。這就是諸如北約等軍事集團經常將他國渲染為“威脅”，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侵犯他國主權和干涉他國內政的部分因由。可見，西方話語體系中固有的二元對立思維主導了安全共同體的理論建構與政策實踐，其隱含邏輯是將西方國家自身視作“文明”的代表，而非西方國家則是需要被加以“改造”的對象。只有在非西方國家接受西方國家設立的各種規范和制度后，這些國家才能成為“文明”的國際社會成員。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完全摒棄了二元對立的思維，展現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對西方理論范式的超越。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霸權邏輯，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長期強調“霸權治理”和“實力等級”等概念，默認由霸權國主導國際秩序并掌握小國弱國命運的合理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主張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強調在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基礎上重塑國際秩序，與依憑聯盟體系、武力威懾、經濟制裁等政策工具的強權式治理、排他性治理邏輯形成了鮮明對比。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文明沖突論”，致力于構建和而不同的文明秩序。西方學界習慣于將人類的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因此導致了“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的出籠與流行，認為人類的未來走向是不同文明間的征服與替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強調文明的多樣性與平等性，認為每種文明都有其獨特價值和發展道路，這種文明觀為構建多元共生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指明了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創新了共同體范式，實現了對西方理論的批判性超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新選擇。

　　自主構建：塑造和平與發展的世界觀內核

　　重大理論創新通常應具備一以貫之的世界觀內核。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建設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提供了思想的源頭活水，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穩定的世界觀內核。作為一種基于中國智慧的理論范式，人類命運共同體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利益共同體，第二層次是責任共同體，第三層次是情感共同體。三者環環相扣，構成利益共生、責任共擔、情感相連的命運共同體。

　　首先是利益共同體。作為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是惠及所有成員的共同體利益，同時主張每個成員的合理訴求都應得到尊重，合理關切都應得到保障。恩格斯在《論未來的聯合體》一文中指出，未來的聯合體將把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清醒同古代聯合體對共同的社會福利的關心結合起來，即指在揚棄本源共同體之抽象性與個體利益之庸俗性的基礎上，實現本源共同體的倫理維度與市民社會的私人維度的有機融合。在大國競爭愈演愈烈、國際沖突延宕不斷、經濟相互依賴武器化、世界政治泛安全化的背景下，利益共同體的思想內核昭示了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意義，有助于國際社會破除“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式，貫徹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其次是責任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現路徑在于將世界視作一個共生共榮的整體，只有當每一位成員都承擔全球責任時，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才能長久。從儒家傳統出發，可以將其歸于“仁”這一思想要素的價值，即共同體成員一方面須做到“克己”，另一方面須做到“愛人”。在儒家思想中，“仁者愛人”是核心，“克己復禮為仁”是政治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處理社會關系的準則，“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則是對執政者的要求。將“仁”的思想外化到世界和平與發展進程中，則體現為主張世界各國攜手應對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在全球治理中承擔與其能力相適應的責任。面對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的現實，責任共同體的思想內核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塑造為新型國際規范，可以為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指明實踐方向。

　　最后是情感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能夠產生凝聚力的核心，在于其將全人類的基本情感認同作為出發點。《禮記》中記載了人們理想中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追求的是共同體及其成員的共同進步和福祉。在大同社會中，政治上要求選賢任能，經濟上要求共同發展，人與人之間是和睦相處的關系，這都需要深刻的情感共鳴與情感認同。這一社會理想的啟發意義在于，需要通過情感認同紐帶培養和鞏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倡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以奠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不同于漠視文明差異和情感認同的濫用所謂“普世價值”的做法，情感共同體的思想內核強調文明交流互鑒、民心相通相親基礎上的共同價值遵循，有利于為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更加穩固經久的民意基礎、情感依托與價值引領。

　　創新引領：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通過融通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凸顯出不同于西方知識體系的對于世界政治本質和發展趨勢的深刻理解。在國際社會中弘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有助于推動中國國際關系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也有助于發揮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引領性作用。

　　在知識生產與理論創新層面，關系理論、共生理論等根植于中國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原創性理論日漸成熟，不斷豐富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學理內涵，在政策話語和學術話語的交相作用下彰顯著綱領性概念對于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重大價值。從關系理論的角度來看，個體間互動與整體關系網絡相互建構，全球治理是以國際協商談判為基礎的動態過程，而不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控制或強迫其接受規則。從共生理論的角度來看，所有相關主體都是平等的，協同共進是其互利共生關系的核心特征，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世界的內在屬性，需要從作為整體的世界的角度來理解國家間關系。

　　在知識應用與實踐引領層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知識體系與中國生動鮮活的外交實踐相互促進，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全球安全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等理念及其實踐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提供了系統的方法論。一方面，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深化上合、金磚等多邊合作機制，健全沖突協調和戰略對話機制，為國際社會提供了由亂到治的方法論；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要求從人的基本物質和精神需求出發，共享發展經驗與創新成果，縮小經濟差距和科技鴻溝，將中國式現代化經驗外化為全球南方合作新契機，為世界各國提供了由衰到興的方法論。

　　當前，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理論創新和政策實踐正積極推動國際關系從沖突對抗向命運與共轉變，這是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的生動縮影，充分展現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世界意義。面向未來，需要繼續在回應時代命題中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底蘊，在引領全球治理中豐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外延，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感召，為人類文明進步提供更加完善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作者：戴長征，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治學部部長、國際關系學院院長）